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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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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如果说在1934年和1940年的戴高乐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1944年,戴高乐重返法国,在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声中穿过凯旋门,1945年,他又以全票当选法国总理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孤独的。
而且此时的孤独感,比他四年前只身逃往英国时更加强烈,也更加深刻。
三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
这是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法兰西历史深沉的热爱。对戴高乐来讲,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信念,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不仅要领导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恢复法国因为战败投降而丧失的大国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上,他再次被他的人民所抛弃。
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极为缺乏效率,更缺乏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权力。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一旦改革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政府就会倒台。第三共和国从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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