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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界第一线的经验-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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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公司进行品尝和研究。
  宗庆后是一名严厉的领导。在娃哈哈,被解雇和被降职都不需要太费劲。如果从娃哈哈一家工厂出来一些有问题的产品,公司负责质量控制的主管就会立刻被降至车间质量控制经理。新员工都会被派到附近一个军营里进行一轮基本军事训练,包括行军、跑步和射击,这都是为了强调纪律性。
  收入可以很高,但是大部分都是以奖金的形式发放,奖金和公司业绩挂钩。平均来说,车间主管每年大约可以拿到三万五千美元。公司管理层的收入在六万到十二万美元之间。办公室人员平均收入在六千美元。每年,全公司业绩最好的三千名员工能有一个礼拜的休假,费用由公司承担。
  娃哈哈的分销网络针对中国人对成为一名企业家、对参与贿赂和对不争吵就不付款的偏好制定了措施。为了克服腐败和付款方面的问题,宗庆后要求每个分销商都先支付给自己一笔现金押金,金额等于预计的未来几个月的营业额。他会比银行略高的利率支付押金利息。由此他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分销网络,唯一可与之媲美的是宝洁用了十五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分销网。娃哈哈的网络包括三十五个娃哈哈销售代表处,两千五百名销售团队员工,大约一万五千家批发商和分销商,以及数百万家零售商。销售团队负责与零售商保持长期的联系,以免批发商错过市场变化或向公司提供错误信息。
  除了出色管理才能,宗庆后在销售和政治方面也能洞察秋毫。他对中国消费者想要什么有着非常强的直觉,这是他在商场中闲逛、与各种人交谈、看他们买什么而磨练出来的本能。他还知道如何通过为政府办好事来把事情做好。公司有一个豪华展厅,这是党的圣殿,里面布满了宗庆后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很多人都曾访问过娃哈哈的总部。一张海报上显示,公司有80%的员工都是中共党员,每个分公司都有自己的党支部。一张建党八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照片上,宗庆后和其它几名娃哈哈管理者站在一面中国国旗前,举起一个拳头宣誓。在每个工厂的入口,都有很大的宣传牌,上面写着党最新的口号,配有工厂的主要领导人照片,下面是他们入党的时间。这种密切的联系带来了不菲的回报。90年代中期,安徽省有三个女孩在喝了娃哈哈营养液后身亡,产品显然被投了毒。宗庆后立刻赶到北京,说服中宣部封锁对这起事故的报道。有一家报纸的编辑违反了禁令,他立刻就被撤了职。
  宗庆后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需求一直都非常留心。他开创性的进入三峡库区向安置人民提供就业机会的举动已经非常出名,同时他还做了很多较小规模的公民义务方面的举动,这也服务于他的市场目的。为了让儿童在走路或骑车上学的路上保证安全,他向河南省捐赠了五万顶黄色的棒球帽,上面印着娃哈哈的商标。以公司的座右铭概括来说,就是:运营一家企业就是为人民服务。
  他还会使用爱国主义——只要能有助于自己的目的。1999年,当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宗庆后看到了市场中的机会。他设计了一个广告,一枚巡航导弹在中国土地上飞行,最后击中了一罐巨大的非常可乐。当爆炸的硝烟散去,非常可乐罐头却纹丝不动。话外音响起: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中国政府拥有的国家电视台CCTV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观看地春节联欢晚会期间不间断的插播非常可乐和娃哈哈其它产品的广告。
  宗庆后宣称他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继续管理公司,但是到目前为止,宗庆后就是公司。如果没有他顽强的个性不断推动公司前进,很难想象娃哈哈的将来会怎样。“他就是某种形式上的皇帝。”一名公司管理人员说。“在这里工作其实很简单,因为所有决定都由宗总说了算。”
  对宗总的绝对权力的恐惧让达能的管理层夜不能寐。虽然与娃哈哈的合作帮助这家法国公司真正进入到中国市场,但是要让公司在创始人离开后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经历重大的文化和管理上的转型。
  宗庆后现年五十八岁,他说自己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来打造这家企业。当我们坐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大堂里面讨论他的生意时,宗庆后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但仍显出一些疲态。他来北京是视察附近的工厂,还有接受解放军颁发的一项爱国奖项。他的头发以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方式卷曲在头顶,这是中国中年男子非常流行的一种发式。他精力充沛,笑声爽朗,但是眼睛下面的深色眼袋依然说明了极其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三名二十出头的随从附近等待,行李已经打包好,只要我们的谈话一结束,他们就随时可以出发去赶晚上的航班,宗庆后可以抓紧时间多视察几家娃哈哈工厂。宗庆后穿着皱巴巴的波士裇,一根接一根的在非抽烟区里抽着大卫杜夫烟,他在思考在这二十多年做生意的过程中,自己在管理上学到的东西。
  他的管理哲学很简单。“对你的员工严中有爱,”他说。“你要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职业通道。但是如果有人犯错,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
  他向政府提供帮助,但并不直接参与政治。“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你必须了解政治,但是你不能参与其中。”宗庆后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你就做不好事。如果政府不支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公司必须要帮助国家解决困难。”
  他补充说中国的经济在高速成长,中国的消费者对新产品趋之若鹜,因此公司老板必须对市场有着直接的了解。他承认现在在中国家庭中,肥胖症儿童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缺乏运动、快餐和带糖饮料,后者是娃哈哈和它的竞争对手销售的产品。但是他对此也已经有了解决方案。他计划中的下一个产品就是一种减肥饮品。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虽然说在华外国企业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复制成功中国企业的商业和管理模式,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后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在相对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权从儒生转到了农民又转到了工程师的手中。儒生又回来了,但这次他们专注于商业管理的技能创新、创造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孔孟哲学的生搬硬套。他们不仅仅在高等院校里。下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他们现在担任各省市的党政领导——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三分之二的人有很高的学位,还有二十多人有博士学位。到现在,有二十人在西方受过教育。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建设来自于低成本的制造业劳动力,通过容易获取的政府资金、受保护的市场和政府采购建立了大型的国内企业。这些企业必须要成为国际市场中竞争者,它们需要有现代化的高效的中国式管理体系。
  而这一切并不容易。全世界的教育都无法克服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当我在中国做风险投资业务的时候,我总是惊异于共事的中国企业家的教育成就和惊人抱负,但最令我吃惊的还是我所谓的毛氏管理模式。我认识的那些企业家都在美国获得了很高的学位,大部分是MBA学员,有些人在IBM、HP或其它大型跨国企业中有过多年的工作经验。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了自己公司的领导,很多人转过头去开始复制他们生长于斯的那套体制。他们变成了独裁者——外表无所不知,内心却充满不安全感,他们聘用那些只会点头的人或者亲戚。随着他们的自负不断膨胀,这些人总是通过一些突发奇想来发展业务,而不是详细规划和市场调查。
  对于想要建立高效的中国公司的外国企业来说,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详细规划好的指导。中国的高速增长,再加上对人才的竞争,使得很多中国人非常快就能升到最高管理层的岗位。很多人外表看来非常自信,但是内心对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却感到害怕。严肃的辅导计划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些计划中要包含实战项目,让他们学会如果通过调查研究、咨询专家、听取不同意见而不是纯粹依赖自己的本能来做出决策。这样的培训必须持之以恒。外国企业已经发现如果不反复强调,中国经理就会走回到老路上。
  研究中国和西方的混合管理体系的最佳案例在2004年12月发生了,当时IBM同意将其个人电脑业务与中国的领先PC厂家联想集团合并。合并后的公司有一万名原IBM员工,九千名原联想员工。公司由来自纽约的前IBM管理层管理。IBM拥有新的全球化的联想集团的19%的股份。中国政府机构拥有46%的股份,其余由联想及其管理层所拥有。
  要取得成功,IBM和联想必须结合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文化和思维方式——蓝色巨人遇到了红色巨人——在这个利润微薄、竞争激烈的领域中竞争,同时还需整合复杂的供应链和销售网络。联想集团将保留IBM的品牌五年时间,而珍贵的ThinkPad品牌则永远归新公司所拥有。在IBM和联想集团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同意了这一交易,但是并未参与谈判,这是和过去最大的不同。中国政府把这次并购看成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商业上迈出的最勇敢的一步。而IBM则把交易看成是成为本地厂家、进入中国市场的门票。
  联想可能是中国进行这种试验的最合适的公司。1984年,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军用雷达专家柳传志和其它十名科学家成立了联想。柳传志天生就是一名领袖,但是他缺乏商业经验。公司后来和一名香港企业家合作,后者帮助科学家们建立了进口电脑在中国的销售和分销渠道,公司开始快速发展。六年以后,联想开始生产自有品牌的个人电脑。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柳传志慷慨地发放股票期权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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