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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向特别赞赏那些自己做不到的行为，所以我很赞赏我的父母。
他们在开头的三行谈了谈自己的情况，然后就用三页信纸来给我和姥姥提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建议，我们很少按照这些建议去做，但还是很乐意翻来覆去地读这些信，因为有人记得我们，关心我们……而这总是叫人高兴的。
我和姥姥比较喜欢用明信片回信，邮局把这些明信片叫做“美术明信片”。我们深信，明信片上的图画和照片完全能弥补我们回信过短的不足。我们在信的末尾老是这样写：“详情下一封信再写！……”但是这样的“下一封信”一次也没有寄出。
有一天早晨，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从信箱里一下子抽出了两封信。两封信上都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每天接到一封信，我早就习惯了，可一天接两封信……这简直太过份了！
我拆开了第一封信。
谢尔盖！你知道吗，假如我给你写信，那就是说我非写不可了。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还要沉重。我遇到了不幸。你是我唯一愿意诉说这一不幸的人，也是我唯一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商量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再有比你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要求保护，因为没有人欺侮我。在这件事情上，谁也没有过错，发生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合理的！但你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尽管一切都是对的，合理的，可是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我通常在六点左右下班。无论你在哪个晚上来一趟，我都会十分感激。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若你能来一趟，我将十分感激。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这封信没有署名，下面只有两个宇：“尼·叶”。
平时我总是边跑边看信，有时磕磕绊绊，有时撞着过路的人。可是这一次，我站住了。
谁能称呼我父亲为谢尔盖和谢廖沙呢？在信封的下方，在用绿墨水画的一条线的下面，像平常一样，写着回信的地址。可是没写姓名，而是只有“尼·叶”两个字。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她过去和今后都没有比我父亲更为亲近的人呢？只有妈妈才能这样写呀！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我的一双手令人不快地颤抖起来。后来我无意地小声重复着最后一行：“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这句话使我放心了一点儿。我自己说服着自己：“这是他们俩都认识的女朋友——如此而已。既然她认识我妈妈！又写着：‘向你的妻子致意。’当然是这样……”
然而我念着念着，声音中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种嘲笑的意味，这些话听起来已是对妈妈的一种挖苦了。我想起来了，每当爸爸由于某件事想责备我的时候，他就爱用“致意”这个词儿：“你又得三分啦？向你致意！……你又在课上偷偷给人提示了？向你致意！”也许，这个女人是从爸爸那里学会在这种含义上用“致意”这个词儿的吧？……
“你在自言自语地叨咕什么呀？”我的一个邻居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从上面向我问道。
平日我撒谎的时候，说话总是显得格外爽快，故意表现得很自信，好让别人不致产生怀疑。这次我却没精打采地答道：“我在记台词儿……”
“派给你的好像是一个苦闷的角色，”邻居说这话时已经走到我下面一层楼的楼梯上了。
我猛然想起了第二封信。那天该轮到爸爸写信，我忽然很希望看到他写一些有关妈妈的好话和亲切的词句。可是这样的话爸爸一句也没写，他在信中提出好多这样那样的希望：他希望我别忘了数学，姥姥别忘了自己的年岁……希望我们不要每天都吃咸鲱鱼，因为姥姥机体里的盐份要是过多，对健康是有害的，忘了这点是不明智的。
还有，他作为我们校集体的一位真诚的朋友，希望体育小组不要由于他不在而垮台。可是关于妈妈他却只字末提……
这使我觉得可疑。我甚至觉得，爸爸总是同妈妈一起上下班都是可疑的了。我仿佛觉得，这是爸爸当时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我要撒谎却想让大人相信我讲的全是真话一样。
我到学校整整晚了十五分钟，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在空中挥动那两个拆开了的信封……而偏偏上的又是动物课。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的班主任说。“我看，这也不尽然，有时儿子同父亲差得远着呢。远极了！……”
3
在那一天以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很少对什么事发生怀疑。即使碰到什么疑问，我也几乎从来不去找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那么明确而合理，我自己也完全能想得出来。
这些意见说说很容易，要做到却很难，因为它们只适合于像我父母这样的模范人物。
我并不是模范人物，所以多半是去同姥姥商量。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去找姥姥了，她毕竟是我妈妈的妈妈。
偶尔我也同安东商量。他总是十分用心地听我讲，与此同时头发根渐渐发红，这说明他在努力深入地考虑我的请求或问题的实质。
然后他会说：“我得好想一想。这是很严肃的事。”
我的疑难一般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所以我很快就把它们忘记了。可是我那位认真的朋友常常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我带到一边对我说：
“我全都考虑了。我觉得……”
“你考虑什么啦？”我轻佻地问道。
安东由于感到要解决我早已忘记的那个问题责任十分重大，因而口吃得非常厉害。这使我很后悔，我满心感激地、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讲，以致他那淡白头发的发根竟变得通红通红。安东的劝告也很少能合乎我的心意。按照他的意见，几乎总是要为真理和正义做出自我牺牲，但我是不喜欢作自我牺牲的。
不过，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很信任。我知道，如果我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我正是应该向他去求援。
现在危险出现了。我还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危险，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大概是我不能向我的好友求援的唯一的灾难。总的说来，我也不能找任何人求援……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承认，爸爸（我的爸爸！）过去和今后会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甚至对妈妈也不是最亲近的……因为妈妈常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母亲来说，最亲的人莫过于她的孩子。”
“这是自然法则！”爸爸表示同意。他一向是尊重法则的。
我既不能找姥姥，也不能找安东，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目中顿时显得从未有过的珍贵。我虽然毫无作为，但我决心要保卫那使我与众不同并使我感到自豪的唯一的东西，即我们家的模范称号。
那个女人在信里写着，她六点左右下班。于是我就在这个时间按照写在信封下方的那个地址去找她，地址上面用绿墨水画着一条横线。
我乘了两站公共汽车，步行了一小段路程，在一幢黄色的两层楼房旁边停了下来。这幢房子的窗户上端装饰着一些过于华丽的雕塑图案，上面带有许多很粗的裂痕，就像上了年岁的人面部的血管一样。在这种老房子的墙上，仿佛旧衣服上打着块新补丁，往往镶嵌着一些亮闪闪的大理石的或金色的纪念牌，牌上写着：某某的故居，某某曾在此逗留，某某在此处诞生，某某在此处逝世。可是在这幢房子的墙上，却没有牌子，尽管自然也曾有过不少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诞生、逝世，在这里生活过。
我久久地打量着这幢褪了色的黄色建筑物，因为我冷不丁有些胆怯起来。我也全然不清楚要对那个女人说些什么。我突然对一切都产生了兴趣……我仔细看着窗棂间沾满灰尘的脏棉花，上面稀稀落落地缀着一些圆形的彩纸屑。它们想必是在新年之夜从房间里飞落到那儿的。我什么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了挂在气窗外的油透了的纸包，也注意到了吊在窗户上方的小冰溜儿，它们也像是窗上的饰物，只不过是新装上的、晶莹透明的罢了。我说些什么好呢？我怎么开口呢？
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照片。照片长年挂在我们厨房里一位单身女邻居的小桌上方，上面是一个穿着游泳衣、拄着船桨的美女，她向我们那个单元的全体住户发出号召：“夏季请到河上旅行！”其实，那个单身女邻居从来不去江河旅行，不知她为什么要剪下和挂上这张照片。
爸爸走进厨房的时候，经常站在这个穿着游泳衣的美人儿旁边说：“她讲得完全对，在水上休息是再合理不过的了！”爸爸同意照片上那个女人的看法，这使我很生气。我把她同妈妈相比，心里感到很不痛快：这个拄着船桨的女人，虽然晒得也是那么黝黑，牙齿也是那么雪白，眼睛也是那么快活，可她还是比妈妈漂亮。因此我总想法贬低这个美女：“这号人我可知道！她们穿着游泳衣，但不会游泳。她们手里拿着桨，可是不会划船！她们拿着网球拍摇来晃去，可一辈子也没打过一次网球……”
我犹豫不决地在这座黄色的旧楼旁边徘徊，心里想象着，我怎样登上楼梯，怎样按七号住宅（它大概是在二楼）的门铃，怎样听到门后传来轻轻的、毫无猜疑的脚步声，我又怎样装出一副高傲的神气，一边把信递给她，一边问道：“这是您写的吗？”她会小声地回答：“是呀。”我说：“有人要我还给您！……”说完我就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