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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我已经不能边走边读了。我坐在澡盆里，不知为什么还插上了门。我开始一行一行地仔细地研究这封信，这是我过去从没有做过的。我现在对什么都加倍的注意。首先我发现妈妈的信同爸爸的信有明显的不同。大概以前爸爸和妈妈也是写得不一样的，只是我没在意罢了。现在我可发现了。
爸爸虽然也想家，但从来不写他惦记着家里， 想快点回来。他认为既然出差有一定的期限，而这个期限又不可能缩短，那么白白地使自己、使姥姥和我心里难过是不明智的。爸爸经常使用“明智”和“不明智”这两个词儿。
“白白地让自己和别人不痛快是不明智的，”他总说。
妈妈却常使自己不痛快。她信里写道，她天天做梦，似乎梦见我病了（和爸爸不同，她经常做梦）。她很惦记姥姥是不是因为身体盐分过多而犯了腿痛的毛病。妈妈发誓说，她下次再也不这么长时间地出差了。她过去也这么答应过我。
最近一次，在临出差之前，我听到爸爸劝妈妈：
“工厂那些设施没人照管是不明智的。那是我们的劳动产儿呀！”
“他也是我们的‘产儿’呀，”妈妈指着我反驳道。她难得不同意爸爸的意见，反驳时也是怯生生的，她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怎么会同爸爸争辩起来。
爸爸谈到社会义务，谈到我和姥姥都是大人了，都是可以信赖的。
姥姥朝我这边点点头说：“也许他是大人，但关于我自己，我可不敢这么说。”
“可我说的是你们俩！您不要让我们为难！”爸爸提高了嗓门。
他经常大声说话，而这样不知怎的很快就会使他在争论中取胜。
在这封信里，妈妈又抱怨说，她非常想家。她幻想着她和爸爸回家后的情景。
妈妈的这种幻想占去了整整一页半或两页信纸。
妈妈盼望，她和爸爸能使我养成早早地，在六点半钟就起床的习惯，我们三人在早饭前绕着院子跑步。她盼望着，到了星期天我们四个人，也就是同姥姥一起，去参观博物馆，去看展览……
妈妈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信里谈论这些幻想了。她的幻想在我们两地相隔时总是使我觉得十分美好。我准备天不亮就起床并且在院子里跑步（只要妈妈和爸爸快点回来！）。我准备去看展览，参观博物馆，尽管我和姥姥显然更喜欢看电影（只要妈妈和爸爸快些回来！）。
可是这一回妈妈的那些幻想，特别是她所说的“一切又会好极了！一切都会那么好！”这些话并没有引起我过去曾有的那种喜悦。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感情使我不能为这些话感到高兴。我仿佛为一切又会“那么好”而感到有点儿羞愧。
“荒唐！”我一面驱赶着这种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一面坚决地对自己说。“真是荒唐！难道没有这个女人，爸爸就不能念完大学吗？难道别的大夫就治不好他的震伤吗？……”
邻居来洗澡间敲门了。我跑去穿衣服时脑子里出现的最后一个想法是：爸爸自己也会达到目的的！当然罗，会达到的，因为我亲眼见过，他怎样整夜整夜地伏在绘图板上绘图，怎样自学英语（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为的是今后能够阅读各种科技书籍。
我来到学校的时候，心情已经比较平静，对世上的一切又都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最后一节课上，安东的物理得了三分。他本来全都会，但太心慌了。
“你最好在课后单独一个人向老师回答问题，那你就不会心慌了！”我这样安慰着自己的朋友。“你也不要走到黑板前去，就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回答……我向老师提一提，好不好？我就如此这般，说这是由于口吃的缘故……你的笔试答得多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拿眼盯着你！”
安东写作文和答卷子都比他在黑板旁回答问题要强得多。别人都以为，他是抄袭我的。这可太不公平了，因为事实上是我抄了他的。
那一天，安东的心情坏透了。这从他的脸上就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脸又圆又宽，所以从他的脸上什么都很容易看得出来。我决心再安慰安东一番，我说：
“咱们看电影去吧！”
“谢尔盖，请原谅我……可我不能去。今天妈妈不值夜班，在家。”
他的妈妈是电话员。
“真是个怪人！你什么也不懂。咱们跟姥姥去看晚场。就说她身子太虚了，咱俩一块儿陪着她。你懂了吗？”
“谢尔盖，请原谅……我不好意思拒绝你，可是妈妈在的时候……”
“你就坐在她的身边吗？这就能使她开心吗？”
安东在想着什么心事，甚至没有回答我的话。他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给她看记分簿……”
“那就别给她看。你告诉她，说拿去检查去了。送到市教育局去了。”
“我不能欺骗她。她已经够受的了。”
“什么‘够受的了’？”
“妈妈说过，‘要是你也不成材，我就去投河。’”
“你家已经有谁没成材吗？”
“她不过是这么认为……她一辈子都不走运。我很想为她做点什么事……使她高兴高兴，可是我带回家的却尽是些不愉快。我总是搞成这个样子。”
我同安东交朋友已经有两年多了，但是一次也没上他家去过。大概他家里条件不怎么好——他也没邀请我去过。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妈妈，可是这一天我却设想她有点儿像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于是我也想为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做点使她高兴的事。然而我却连她遇到了什么不幸也没问……没敢问。也许当时我不过是忘了，因为我一直在问关于爸爸的事，虽然爸爸并没有遇到任何不幸……
我不希望爸爸去帮她的忙，因而我撒谎说，爸爸要一年半以后才回来。不过我个人也能帮她！替爸爸帮！……
她的信已经不在我这儿了，但我能背得出来。像常有的那样，我时而记起这几句，时而又记起了另外几句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最初我没有注意这几句话，可现在记起来了。那是不是说，她已经给爸爸写过一次信，约过他一次，但他没有去呢？她为什么约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的舒里克又是什么人呢？
我打算保护她！可是她信中写着，没有人欺侮她。也许她只不过是需要有个人听她谈谈心事吧？……
要保护一个人，自然比只是听人谈谈心事要难得多。但是保护一个人并不需要有什么权利，甚至不必征求他的同意。如果你要“听人谈心”，那就首先得要别人信得过你，愿心听你讲心里话。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肯不肯同我谈心呢？我不知道。
6
然而，当我走近那幢黄色的两层楼房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又忘掉了她的不幸。我只是想怎么才能比较委婉地打听到，什么原因使她同爸爸分手的。关于这一点怎么问呢？是否这么问：“你们因为什么不在一起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很难想象，爸爸除了同妈妈在一起以外，还能跟别的什么人在一起。不如干脆这么问吧：“你们因为什么离婚？”或者是：“你们因为什么分居了呢？”但所有这些话我都觉得很难说出口，也很不习惯……
“您同爸爸吵架了吧？”我问。
她笑了笑说：
“没吵嘴也没打架……只不过结果就是这个样了。要知道，我比谢尔盖年岁要大得多……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突然高兴地想到，妈妈比爸爸整整小七岁。大概在一刹那间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这种高兴，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稍带惊异地扶了扶眼镜。为了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带着显得十分过火的同情大声问道：
“您遇到什么不幸了吧？”
她显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没有答话，只是走到一张照片跟前，上面是个三、四岁的男孩，穿着海军服，帽带上有两个银字：“勇士”。她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就从孤儿院领了一个小男孩。他当时两岁半，是在战争时被父母丢失的……现在他十五岁零七个月了。”
自然，如果她能这么准确地说出这个孩子的年龄，连几个月都说得出来，可见她是非常爱这个孩子的。妈妈也正是这样来讲我的年龄的。可是爸爸却好像总是要把我说得大一些：“他虚岁十二了！他虚岁十三了！”我对妈妈讲得那么准确有些生气，而爸爸的做法比较使我满意，因为我那时候只想快点长大。
走廊里响起了门铃声。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马上跑去开门。她的动作快得出人意料，上次就使我感到惊奇。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只响了一声门铃。当她回来的时候，我跟她说：
“找您不是要按三声铃吗……”“这我知道，”她温和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只是视力不好，听力还是好的。”接着她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不久前他的父母找到了。这是应该的……是正常的。”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为了打破沉默，我轻声问道：
“他叫舒里克吗？”
“你怎么知道的呢？”
“您上次开门的时候，以为我是从舒里克那里来的……”
“是的……他到自己的父母那里去了。他们暂住在城外的亲戚家。他还没有回来……我知道地址……但我不能去，因为他的父母大概希望他能对他们习惯起来。这是正常的。这可以理解……”
又响起了一声门铃，她又跑去开门。
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