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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制住自己,过了一个小时,我受不住了。
在热尼卡又接到妈妈不断打来的电话后,我问他:“她说什么?”
“我们要发疯了”他高兴地报告说,显得特别兴奋。
“她说‘我们要发疯……’?是说我们吗?你没记错?”
“如果记错了,让我立刻就死!不过还得让他们再难受一会儿,”热尼卡说。 “让他们打电话到警察局,到无名尸公示所……”
“完全没必要了!”
我拔起腿就向家里奔去!……
我用自己的钥匙轻轻地打开了门,几乎没有一点儿响声,然后蹑手蹑脚地溜进了走廊。
爸爸和妈妈坐在电话机的两旁,脸色惨白,痛苦不堪,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两人在一起受苦,这是多么好啊!
突然他们跳了起来……他们吻我,拥抱我,然后又相互亲吻。
这就是我的假期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
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第二天便坐下来写作文。我把参观特烈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那天写成是我最幸福的一天,虽然事实上这还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
我可不能写爸爸和妈妈的事情……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说过,优秀文章要在全班朗读,而我们六年级二班有四十三个人哪,万一我的作文写得最好呢!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三、您的身体好了吗?
外婆认为我的爸爸是个倒霉的人,她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常常告诉我们,爸爸所有的大学同学,仿佛有意和人作对似的,都成了主治大夫、教授或者起码也是候补医学博士。谈到爸爸朋友的成就,外婆总是高谈阔论,显得那么高兴;在这之后,我们家里就出现一片沉寂,笼罩着忧郁的气氛。我们知道,爸爸是个“掉队的人”。
“尽管他们都来请教过你,考试时你还提示过他们!”有一次,外婆感叹地说。
“就是现在,他们也常把学位论文带来给他看,”妈妈轻轻地说,不知是为爸爸感到骄傲,还是责怪他什么。 “他们有撰写科研论文的创作假,而他已接连三年连例假都没有,成天就是这个医院!手术,手术……别的什么也没有。哪怕弄张一个星期的病假证也好:生一场病,休息休息,有什么不行……”
妈妈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爸爸患了流行性感冒。
医生给他开了药,又说:
“还需要安静,安静……”
我们家的电话开始每隔两分钟就响一次。
“他的身体好了吗?自我感觉如何?”一些不熟悉的声音问道。
起先,我很恼火,吵得爸爸不能睡觉呀。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我告诉她说:
“电话打来大概有二十次!”
“多少次?”妈妈反问了一句。
“三十次左右,”我答道,因为我突然觉得妈妈很诧异,但很高兴。 “他们吵得他没法睡觉,”我又说。
“我知道。不过,这说明他们很关心他。”
“那还用说,有的人差点儿都哭了……着急得很……我安慰了他们。”
“这是什么时候?”外婆也感兴趣了。
“你恰好出去拿药了,要不就在厨房里……我记不清了。”
“可能。电话确实来得很多。”外婆说着,用惊奇的眼光往爸爸睡觉的那个房间看了看。
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
“爸爸生病了,这多妙啊!”我想。 “让他们知道……就会明白过来了,特别是妈妈!”是的,我特别想让妈妈知道,一些毫无关系的人是多么关心爸爸啊。
我说: “有一次,我去照顾大学生尤拉,喏,就是住在隔壁单元的那个……你们记得吗?”妈妈和外婆点了点头作为回答。 “他也是流行性感冒,人家也给他打电话,一天就两三个人,再也不会多了。而我们这儿,简直铃声不断!”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请原谅……”我在话筒里听到一个妇女轻轻的、压抑的声音。“是谁在接电话?”
“他的儿子!”
“很高兴……那么您知道,我也有个儿子,他定在明天动手术,但是我想等到您的爸爸恢复健康,如果可能的话……请您问问他,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很担心。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的爸爸亲自……那我就放心了!”
“请您对他的妻子再说一遍,”我说。“也就是我的妈妈……我马上就喊她来!”
我把妈妈叫来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左右,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里问我:
“请问您是谁?”
“他的儿子!”
“好极了!那么您不会不理解我的。我的老婆明天要切除胆囊,说好由您的父亲主刀,正因为是他动刀我才把她送进这个医院的,虽然我还有其它一些路子!他们答应我,由您的父亲……可突然出了这么件意外的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应该让他早点恢复健康!或许,需要什么特效药吧?缺少什么药?我倒能……总之,我要等他开刀,这不是剧院,可别给我安排个B角!…… ”
“请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妻子,就像您刚才我说的那样……一字不差,就那么说!也许,她能帮忙。”
我又把妈妈叫来了。
接连几天,我对所有关心爸爸病情的人说:
“现在还很难说,您晚上打电话来吧,那时,他的妻子正好在家,她会把一切情况告诉您的……”
下班后,妈妈就坐在走廊里摆着电话机的小桌旁,不断地与那些白天我让他们晚上打电话来的人通话。
有时我对外婆说:
“你不能帮帮她吗?”
于是,她替换了妈妈,坐在小桌旁。
打电话给爸爸的病人、医生、护士每次都问: “体温高吗?”
真遗憾,爸爸的体温不高,我真希望所有的人继续为他的健康担心!
有一次,我说:
“体温?不知道……体温表打坏了。但额头很烫,并且总是睡不安稳。”
“那天,我对所有的人都作了这样的回答,我在走廊里低低地说,不让爸爸听见。
我的悄悄话对所有的人都挺发生作用,他们也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我:
“情况还不好吗?”
“是的……请您过一会儿,等他的妻子在家的时候再打电话!”
晚上,人家给我们送来的体温表就有三支。
“真希望他的体温正常,”就是要爸爸替她的儿子开刀的那位妇女轻轻地说,然后把体温表递给我。 “他还是睡得不安稳吗?”
“不,已经好一些了,”我说。 “好得多了, 请别担心……”
“让他用这支体温表吧,”她请求道,好像体温表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依我看,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又安慰这位妇女。
她掏出手帕,低下头,走了。
我对妈妈和外婆说: “莫非你们以为,如果你们那位……大提琴手得了流行性感冒,也会有这么多人给他打电话?也会买上这么多体温表?……”
“嘿,你啊!……这能比吗?”外婆扬声说道。“这可关系到人的性命哪!”
“对,人们需要他,”我说。
“当然!”妈妈高声说道。
要是爸爸不得流行性感冒,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也就是说,她也许会讲同样的话,但不会这么响亮,这么自信。
所有的报纸都讲到要与病毒性感冒进行无情的斗争,而我对这些病毒却很有情,甚至爱上了它们……有什么办法呢?它们可给我帮了大忙啦!
那天,我打定了主意,如果以后家里人低估了我,我也要生一场重病,最好是死去……死一段时间,只要让他们大家都明白他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宝贵的人就行!但是,很遗憾,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我就要生一场病!那时,我们全班(四十三个同学)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可真得好好努力啊,到那时大家马上就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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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叶戈罗夫
有一次,爸爸对我说: “你知道,我几乎也感觉到我的病人所忍受的那些肉体上的痛苦。”为了不让妈妈和外婆听见,他说得很低。爸爸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对她们说这些话,因为他觉得她们会过于夸大其词。也许,他只是不想让妈妈知道,他经常在“肉体上”感到痛苦。
但是爸爸对我无话不讲!他这一辈子,从四年级开始,就只喜欢妈妈一人,就连这个他也告诉我了。
“有的朋友对这感到很奇怪,”有一次爸爸对我这样说。
“让他们去奇怪好了!”我说。“真是些不幸的人!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妈妈这样的女人罢了……”
总之,爸爸对我从不保密。
我觉得,如果什么时候我必须动大手术,我定能轻松愉快地挺过去,因为所有爸爸做过的大手术,他都详细地对我说过,我对这些手术好像已经习惯了。
爸爸总得要和别人谈谈心啊!他不愿意让妇女难受,而男人,除他以外,家里只有一个,这就是我!
我知道所有重病人的名字和父称,也知道他们的亲戚,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往我们家打电话。爸爸向他们报告说:“今天我们开始给您的丈夫翻身了!”“您的儿子已经学会走路了!是的,又走了……已经能够走到窗户那儿,祝贺您!……”
“我看,你们医院里一定没有问事处,”有一次外婆说。
“动手术时,往往亲近的人比病人更难受,”爸爸回答说, “因为不给他们上麻醉啊!因此我总设法哪怕是通过电话来产生一点‘麻醉’作用。”
爸爸对病人的情况,譬如他在哪儿,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几个孩子都了如指掌。
“不了解别人的生活就无法干预别人的生活,”他说。
“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这一点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