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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别人的生活就无法干预别人的生活，”他说。
“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爸爸总是很怕引起妈妈和外婆的不安，因此，每当早晨爸爸愉快地放声歌唱时，我就知道，他的心里十分忧郁，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担心。那时，我就悄悄地把爸爸拽进厨房，问他：
“是不是今天有大手术？你很激动吧？”
“轻巧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爸爸几乎每次都这样回答，然后又说： “是啊，有不少麻烦事儿……”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我的回答呢，就是我相信爸爸。爸爸的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了，也不再唱歌了。
白天，我对外婆说：
“我要问问热尼卡几何的事情。”
拨的电话号码却是医院的，等爸爸来接电话时，我问：
“怎么样，你的作业做出来了吗？”
爸爸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和他总是相互了解的。
晚上，爸爸回到家里，我从他的脸色可以准确无误地猜出：病人有没有并发症，体温高不高……
但是，有一次，爸爸的脸色叫我无法捉摸，他既不忧郁，也不愉快，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走起路来也不同往常，就是说，从走路的样子也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害怕了。
“出事了吗？”我悄悄地问他。
“他死了。”爸爸回答说。
“谁？”
“叶戈罗夫……伊凡·巴甫洛维奇。”
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叶戈罗夫的事情，而且那天早晨爸爸既没激动，也没唱歌。是的，妈妈和外婆是到城外去了，要离家三天。不过，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应当察觉出来的呀！
“他多大岁数了？”
“是啊……这是这种状况下的第一个问题。多大岁数，这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活着。”
“那他是……什么病？”
“病例不重。问题就在于他患的不是重病！手术情况很好，可后来……怎么对你说呢？血凝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血栓。”
“那就是说你没有责任？ （爸爸看了我一眼）我不是想说这个，不过，你没做错。”
“他死了。前天，他的母亲来找过我……你懂吗？”
“那么，他很年轻？”
“五十七岁。”
“那……他的母亲呢？”
“七十八岁了，但还麻利，眼睛也很有神……她说，‘幸亏瓦宁的妻子在疗养院，孩子们都在别的城市里，要不夜里发起病来他们要吓坏了。’我还开玩笑地说：疾病发起猛攻并不可怕，我们定能把它击退！”
“她已经知道了？……”
“我告诉她要过五天左右才动手术。叶戈罗夫让我这么说的，免得她担心……”
“呵，伊凡·巴甫洛维奇要给他的母亲来点麻醉剂。”我想着，又问：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马上到她那里去，亲自把一切情况告诉她。”
“我也去。”
“去吧，不远，就在曙光电影院的院子里……她对我说过：‘瓦尼亚回家时，您也来……”
我挽起爸爸的手，扶他走了出去。他没感到惊奇，也没把手抽出来，这说明他需要我！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在意。
“她对我谈起他的情况。做母亲的几乎都是这样，想要让我喜欢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精心地做手术……”
爸爸和我谈论叶戈罗夫时，仿佛叶戈罗夫是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而他的母亲的年岁与我的妈妈相差无几。
“世界上，母亲最怕失去自己的孩子，”爸爸说。 “他们相信，我们医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可现在，你看，竟是这样……”
我走着，心里在想：“为什么小小的血块会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什么细细的血管能决定人的生死？为什么？”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爸爸，他回答说：
“我们正努力设法克服这种状况。”
爸爸很刻苦，这我知道……
“你说，你能预料到这个吗？”
“医生应当事先估计到所有的情况，”他生气地答道。
不过，我还是又提了一个问题：
“要不让这种情况产生……你能吗？”
“我应当这样。”
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不是生我的气，他是生自己的气，我可不能让他这样！
“你应当这样？还是你能这样？你告诉我……”
“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医生，”爸爸说。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在考虑我，也就是考虑自己，而不是……算了吧……”爸爸挥了探手。
“既然你从来不会考虑自己，那就应当有个人为你考虑，”我重复了不止一次从妈妈那儿听来的话。
我们走进了院子。马上我就发现，爸爸不知道门牌号码，他只记住了电影院，可忘记了门牌号。
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在给树丛，草地浇水，从抓软水管的姿势，我马上就判断出他不是管院子的人，是自己来浇水的。看到我们东张西望，他问：
“你们找谁？”
“叶戈罗夫家住在哪里？”爸爸问。
“啊——您带儿子来请他管教？”不知为什么，他显得高兴起来。“我们这幢房子里只要有哪个小孩碰到难处，马上就带他来找伊凡·甫洛维奇，他对他们可有办法了！可现在，别的房子里的人也来找他啦？……他住在第一单元，二楼……几号我忘了！不过，他眼下住在医院里。”男人叹了口气，皮管里的水径直对着一棵树不断流着。“她不在，喏，孩子们把桌子也搞坏了……玩武术，这些运动家！在他回来之前我们不修理，看他们怎样向他交代！要是他在，那桌子是不会被搞坏的，绝对不会！都尊敬他……对这些花啊，树啊，孩子们可关心呢！为什么？是伊凡·甫洛维奇载的。这棵苹果树也是他的……他住在第一单元……在几号？”他问拎着手提包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一位妇女。
“谁啊？”
“叶戈罗夫。”
妇女立即将手提包放在地上，神情十分忧郁，很沉重。
“他就住在那个单元！七号。他快点回来吧！我的儿子就怕做算术，他可喜欢伊凡·甫洛维奇了，后来，因为他的缘故也就喜欢算术了，总得四分。孩子没长成人，我就不离开这儿！我送你们去，他的母亲大概在家……”
我真担心，生怕爸爸会说：“伊凡·甫洛维奇已经不在了……”但是爸爸没吱声，大概他为了这些人想让叶戈罗夫的生命哪怕稍微延长一点也好。
我们随着妇女走去，我拎着她的一只提包，爸爸拎着另一只。她仍然说个不停：
“学校里的朋友们常来找我的儿子，他们可想伊凡·巴甫格维奇呢。我也上过学，我记得……要是有一课不上了，我们就高兴得要发疯了！可这些孩子惦记着他，他们还打算到医院去看他。我住在这里，一楼……你们上楼吧，他住在那儿！”
她信手按了按门铃，女邻居给她开了门，一脸忧虑的、不满意的神情。
“您怎么不带钥匙？打断别人的事情……”
“这儿有人找伊凡·巴甫洛维奇家。”拎着手提包的妇女不知为什么说了这样一句话。
女邻居笑了，仿佛在找他家的客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似的。
“伊凡·巴浦洛维奇就住在我们楼上，就在我家楼顶上！”
我们上楼了……我们走得很慢，就像在数楼梯的级数，又像是大病初愈之后。
“他活着……活着……活着！……”我的耳朵里反复响着。“活着……”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五、“成年人”晚会
我认为，一个人不是去参加晨会，而是被人邀请去出席晚会时，他就可以算作是成年人了。
一次，爸爸邀请我去医院，也就是去他的工作单位参加节日晚会……我答应了，而且立即感到自己好像更有自信心，更加大人气了。
妈妈、外婆在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最后一次对我们仔细端详一番，再三叮嘱我在医院里别说傻话，要时时记住，我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其实，就是我想忘记这一点，那天晚上也是办不到的，因为爸爸的每个同事都要问我：
“喂，你上几年级啦？”
“六年级。”我答道。
“不可能！”
然后每个人又必定对爸爸感叹道：
“你的儿子已经这么大了？！真叫人难以相信……不过长得真像你，真像！”
妈妈也总说我长得像她，因此我对自己的外貌不能得出固定的看法。
妈妈长得很漂亮，至于爸爸，外婆有一次说：“他，当然很难说是漂亮……”
“要是你难说，那就别说！”我回答她说。 “随你便，反正大家都喜欢他！”
“达一点我同意，”外婆说。 “你干嘛生气呢？外貌对于男人来说，一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真的，确实没有。”当我看到大厅里的妇女轮番走近爸爸，竭力赢得他的好感，并对他说我长得像他时，心里这样想道。
那天晚会上我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这倒并不仅仅因为我是和爸爸一起来的……文学老师常常要求我们，也就是她的学生们，尽可能要有“鲜明的个性”。在那挂着大标语、饰有鲜花的大厅里，我生平第—次做到文学老师所希望看到的那样：除我以外，大厅里没有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因此，我感到我的个性极其鲜明。终于，大家都坐下来了……我听到自已的姓，差点儿没像在课堂上那样，跳了起来，原来是爸爸被选进主席团了。
“这就对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奶奶说，她有一张生气的面孔，那双眼睛也是爱找碴儿的样子。听到这种人说恭维话，叫人特别畅快。
其他人在听到我和爸爸的姓之后，没有讲话，但使劲鼓起掌来，于是，我懂了，他们与老奶奶的意见完全一致。
“真可惜，妈妈和外婆没有看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