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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相楚与王发科，瞒了朱和中，秘密来到巴黎，勾结汤芗铭、向国华，到旅馆假意拜访孙中山，骗孙中山到了饭店，然后留两个人陪着，其余两个人又回到旅馆，走进孙中山所住的房间，用刀划开他的皮包，把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三处同志的宣誓书完全偷走，连带地也偷了法国参谋部的一封介绍孙中山去见越南总督的文件。
他们四个人，把宣誓书与这一份文件，带去清廷驻法公使馆，向公使孙宝琦自首。孙宝琦一面大事化小，骂了他们四个人一顿，叫他们把宣誓书带回，一一发还各人本人；一面把法国参谋部的介绍信留下，抄了一份，派人把原件送到孙中山的旅馆，向孙讨个好，暗中却亲自到法国外交部交涉，破坏孙中山在越南起事的计划，然后就打了电报给清廷的庆亲王奕劻报功。（孙宝琦后来居然和庆亲王攀上了亲，成了亲家，在宣统元年＇1909年＇当了山东巡抚。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于阴历九月二十三日被山东的革命同志推举为都督，仍旧暗中与清廷文电往还，终于在十月初八日通电“取消独立”。）
孙中山发现宣誓书与文件被偷，写信告诉朱和中与胡秉柯。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联名回信，说：“盟据虽失，我辈执心不变。二王之事，同人无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许补签盟据，一律愿补”。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鲁塞尔的同志，讨论此事，议决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孙中山声明同志“无一有悔心”。胡在巴黎也分别见了孙宝琦与二王汤向。胡见孙宝琦，是为了探听究竟。孙宝琦说：“你们年青人，只逞血气之勇，不好好念书，学问未成，就作政治之运动，真是淘气的孩子！收到你们的盟据吗？哈哈！”胡秉柯说：“什么叫做盟据？”孙宝琦说：“有你的，你还不知道吗？”然后，孙宝琦就把二王汤向的无耻行动，对胡秉柯和盘托出。
胡找到二王汤向，取回布鲁塞尔与列日各同志的宣誓书。二王回到柏林以后，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书，交给薛仙舟，转还大家。
此后，二王与汤向离开革命的道路。重新填写宣誓书的，在布鲁塞尔有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俞毓西、刘荫弗、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陈宽沅等十人；在巴黎的，仅有唐豸一人。其余的人，后来也有不少陆续参加。在柏林的同志议决：等到孙中山将来在东京或香港成立机关以后，才重写宣誓书，于写的当天就装上信封寄走，以免遗失。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泽春、钱汇东三人，特地去布鲁塞尔，和贺之才等人联络，共同决定了今后对吸收同志必须严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费的十分之二，积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后于孙中山三度四度来欧之时，交给了孙中山）；每月聚会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设立编译部，投稿到外国报纸上，让外国人明了中国革命之宗旨。
同盟会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东京正式成立，朱和中与周泽春、钱汇东三人便把他们的新宣誓书，寄了来。在同盟会的乙巳丙午两年的名册上，钱汇东被写作钱祖元。祖元是他的本名，汇东是号。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把“汇东印成“汇春”，春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把“汇东”二字印成“会东”。会字与汇字可以通用。
布鲁塞尔的十个同志的名字，也都在这个名册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见。名册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鸿猷、左德新、潘亲瑞五个湖北人的名字，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欧洲宣誓入会的。石瑛、黄大伟、扬循祖、高鲁这四人的名字，却不见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册，可能是遗漏了，或登记在丁未年以后。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有唐豸、石瑛、黄大伟，也有杨荫渠、姚业经、刘庠云、冯承钧、李四光（于门、鱼门）、李标、王治緷；不过，把李四光写成李光泗，李标写成李彪，王治緷写成王治辉。
孙中山在乙巳年五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7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陈楚楠等人会面。陈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经营舍春号商店，与张永福为友，热心爱国，自号“思明州之少年”。那时候，尢列已在辛丑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以行医为生活，到处宣传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创设的“中和堂”扩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槟城）。在每一处的分堂，他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旗。保皇党在新加坡办了《天南日报》，而该报的记者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与康荫田，都被尢列吸收，进中和堂当会员。经过黄伯耀的介绍，陈楚楠与张永福认识了尢列而成为革命同志。陈、张二人出钱，办了一个“小桃源俱乐部”。癸卯年闰月《苏报》案发生，陈、张二人与张的外甥林义顺便用了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不要把章炳麟与邹容引渡给清廷；次年，他们创办了《图南日报》，以与《天南日报》对垒。同时他们也印了《革命军》五千册，把封面改题为“图存篇”，秘密输入泉州、漳州、潮州、嘉应州各乡镇。主笔是曾经在香港《中国日报》任职的陈诗仲，是尢列请了冯自由介绍来的。
孙中山这一次经过新加坡，事前打电报给尢列，约他引陈等到轮船上晤面。晤面以后，彼此相见恨晚。孙中山告诉他们，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们在南洋预为布置。他们听了，十分兴奋。其后。在丙午年（1906年）阴历三月，孙中山由日本经越南河内，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年因宫崎寅藏被控图谋行刺康有为一案而连带地放逐的期限已满，得以自由登陆，受到陈楚楠等极热烈的欢迎。很快地，便在三月十三日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当天，宣誓入盟的人，是：尢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耀庭、邓子瑜、李竹痴、林镜秋、许子麟、萧百川、留鸿石、蒋玉田、吴业琛、何心田、林航苇。
此外，在成立会的一天以前，似乎已经有一位谢已原在丙午年三月初九日入会，见于《乙巳、丙午两年同盟会员名册）。这可能是记载错误，或是谢已原和孙中山同船而来，在船上宣了誓。三月十三日以后，在新加坡陆续入会的，截至闰四月二十七日为止，又有李镜仁等十六人，包括张人杰（静江）。张人杰可能是在三月十三日宣誓入盟的，但名册上写成“三月三十日”，不知道是否写错。
孙中山在乙巳年（1905年）六月初五日航经西贡，于六月中旬到达横滨。
这时候，各省的留学生聚集在日本的极多，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已被革命的思潮所冲激，认定清廷既已毫无抵御外侮的能力，也绝对没有立宪或改革庶政的诚意，中国国民只剩下革命二字是救国自救的途径。同时，他们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人格学问，也都逐渐有了充分的认识与景仰，不像当年乙未广州之役之时，以为孙中山确如清吏所说是“山大王”一流的好汉，也不再以为孙中山是专靠会党作武装的行动而不看重读书人（尤其是留学生）了。孙中山在欧洲比、德、法三国的国都，皆组织了以留学生为基干的革命团体，消息传来。使得在日本的成千的留学生无不翘首盼望，盼望孙中山早日东航，让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他的领导。
而且，这时候在各省留学生之中，已经颇有几位自动地作过革命的事，然而在组织上并不曾进入兴中会。孙中山自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而尽量在组织方面策动各方自己的团体，不汲汲于扩充兴中会。只有在日本与檀香山，他作了整理兴中会原有组织的事。在日本，他于1903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学校在东京青山，收了十四个学生，每人均须于入学以前宣誓。誓词与其后的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及东京同盟会的相同。这十四个学生包括黎勇锡、李自重、胡毅生。开学了一个月以后，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校务由冯自由负责。又过了四个月，这学校因内部有意见而解散。在檀香山，孙中山把梁启超所引去保皇会的分子，争取回来不少，也团结了始终不曾动摇的同志，吸收了若干新的同志，“会名不用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
孙中山由檀香山到了旧金山，只吸收邝华泰等几个人入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改组致公堂。
自从在欧洲比、德、法三国，有不少的留学生自动要求孙中山领导革命以后，孙中山知道革命思想已经深入留学生以及内地一般读书人之心，到了可以重新发挥组织的力量之时，于是才决定从事革命分子大团结的运动，而冯自由与程家柽便在日本作了准备，于是孙中山一回到日本，中国同盟会就顺利地诞生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五、冯自由
冯自由原名懋龙，是横滨兴中会最初的会员之一，在乙未年（1895年）随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入会。其后，冯镜如于庚子年去上海，担任康、梁的广智书局经理；冯紫珊在戊戌、己亥以后作了康、梁的保皇会横滨分会会长，兼《新民丛报》经理，“康、梁倚为长城”。冯自由先后在横滨大同学校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于庚子年四五月间因代理校长麦孟华遵照康有为意旨，不许学生再提“自由”二字，愤而更改自己的原名，把“懋龙”改为“自由”。在此以前与在此以后，他一直是忠实于孙中山，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叔父。原因是，他入会之时年纪极小，只有十四岁，天真纯洁，因此而无条件地崇拜孙中山。
他在改了名字以后，便和同学郑贯一、冯斯栾创办《开智录》，专讲自由平等，与变质了的《清议报》对垒。次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和冯斯栾、李自重及王宠惠等人组织“广东独立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