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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会的湖北省主盟人，是孙武。孙武是夏口（汉口）柏泉镇人，原名葆仁，字尧卿，武备学堂毕业，官至岳州威武营管带，因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密谋（受委为岳州司令），而不得不弃职亡命，其后回鄂，加入了科学补习所，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去日本，入成城学校，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而回国，加入日知会。在日知会被封“后去东北，访吴禄贞，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共进会，于戊申年（1908年）九月回湖北，主持共进会在湖北方面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焦达峰从日本来，帮他的忙。虽则是孙武在己酉年（1909年）秋间为了避免清吏的缉捕而离开武汉，到香港住了一些时（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由冯自由主盟），共进会的会务却未中断。孙武本人在庚戌年（1910年）回来，把会务又进一步大加扩充，吸收了很多军中的人物。
居正在辛亥年（1911年）正月十六日离开广济，来汉口，看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黄兴托人带给他的信，叫他在湖北主持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工作。他和孙武密切合作，于是共进会的业务突飞猛进。谭人凤在正月二十五日也来到武汉，交了八百元给居正。居正便和孙武、杨时杰等人，租了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作为机关，居正本人住在里面主持一切，又选定了武昌胭脂巷十一巷胡祖舜的住所作为分机关；设一个“同兴学舍”在巡道岭九号，作为同志们来往暂住的寄宿舍，由陈磊主持；设一个“同兴酒楼”在黄土坡工程营附近，吸收军界同志，由邓玉麟主持。
过了相当时候，共进会在当地各个部队与各学校，普遍地建立了“细胞”。
现存史料对于共进会在四十一标与第四十二标的活动，语焉不详。似乎，在这两标之中，振武学社及其后身文学社的力量较大。
文学社在辛亥元旦成立之时，仅有“新旧社员”八百余人（所谓旧社员是振武学社的老同志）。共进会这时候究有会员多少，待考。看来，是比此时文学社的多。
虽则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均为同盟会所间接领导的革命团体，虽则是有若干同志兼为两个团体的分子，然而一般的会员与社员并不知道个中奥妙，彼此之间竟然有时候免不了争竞、猜疑与冲突。
竭力促成两个团体的并合的，以居正、陈磊为最热心，其次，是彭楚藩与蔡济民二人。彭是振武学社的社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前便已加入了共进会。蔡是共进会的会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后加入了文学社。
此外，兼为两个团体分子的人物，有席正铭、雷洪、金兆龙、尤洪胜、马荣、马骥云、晏柏青、黄冠群、钟仲衡、李青莲、熊楚斌。另有一人张鹏程，可能也是。
《细说民国创立》五六、武昌起义（二）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经过双方主要人物多次见面密谈，终于在七月初旬实现。双方公推：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刘尧瀓、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等人为参谋，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等人为秘书，杨时杰、杨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栋任“财政”，杨宏胜任“交通”，邓玉麟任“传令”。
双方决定：以文学社的总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共进会的总机关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为“政治筹备处”，增设制造炸弹的机关于汉口宝善里十四号，由孙武主持。
经费是一个重要问题。谭人凤交给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居正与焦达峰设计盗取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又功败垂成。邹永成想窃取他伯母的积蓄，也未能得手。最后，刘仲文从襄阳家中带了五千两银子来汉口，准备去京城捐一个官（清廷卖官鬻爵，有银子便可以纳捐，换取一个官衔，甚至官职），刘仲文在这时候已经是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终不肯痛快地把这五千两银子拿出来，给大家作为革命的经费。彭楚藩叫杨玉如骗刘仲文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厅告密作为要挟，逼刘仲文拿出了银子。于是，经费问题获得解决。
有了刘仲文的五千两银子作为经费，大家便在武昌、汉口添设了若干机关，又派了居正与杨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去上海买手枪，同时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三人来武汉，领导起义。
居、杨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给陈其美，请他代买手枪，拜访宋教仁、谭人凤，请他们去武汉；也写了信给黄兴，托吕天民带往香港面交。
杨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陈其美还不曾把手枪买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兴回信给居正说，起义的日期不可太早。应该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时候各省一齐动手。宋、谭二人答应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启程，到了当天的早上宋教仁说患了感冒，主张延期。（事实是，胡瑛托人带信给他，反对在这时候起义，劝他不要去。）
黄兴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后，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个电报报告孙中山，打给当时在美国旧金山的冯自由托他转发。电文说：“居正由武昌到沪，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同时也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冯自由，说明武汉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风潮的机会而发难，希望孙中山筹二十万元，或至少四五万元的款子。黄兴说，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经由上海，前往武汉。
陈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枪买齐，装置在沙发椅之中运上船。居正与谭人凤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经过九江，看见武汉来的船上充满了“逃难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武汉三埠已为革命军占领。
居、谭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汉口，在长清里九十八号见到孙武。孙武“仰卧榻上，面涂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语如常。”“各同志诘以迟归原因。余（居正）略告之，并指沙发椅内藏手枪之秘窾，取抄发拆之，手枪毕现，各拾其一，纳诸怀中。”
当天，居、谭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见了黎元洪，也见了刘仲文。“刘仲文在谋略处，忙迫异常。”“余（居正）力主出兵，击走大智门负隅之残敌，众是之。乃拟定计划，请黎下命。余与石屏（谭人凤）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动作。”
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报纸，报纸上说：“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本在踌躇。如何回答黄兴托了冯自由转来的电报，到了这时候便毋庸再踌躇了。
原来，“十余日前，（孙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此地（丹佛），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坐下一展报纸……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
武汉同志在推派居正、杨玉如二人去上海购买手枪，邀请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之时，还不曾确定起义的日期。他们在原则上决定，起义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迟迟未回，武汉的风声日紧，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已经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数带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带走了第一营（第二营开去宜昌，第三营开去施南）。并且，混成协的四十一标，也有两营被瑞瀓调离武昌（第一营开往宜昌沙市，第二营开往岳州）。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也有一营被调去襄阳。清吏的如此种种措施，虽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发，却使得同志们顾虑到：倘若再有若干部队被调走，则虽能顺利起义而未必守得住武汉，更未必能够由武汉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汉绅民于六月间已经开过保路的大会，推派刘心源、密昌墀、张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请愿。文学社的喉舌《大江报》曾经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与何海鸣的一篇《亡中国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闭。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涨再涨，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说是到了饱和点，一般同志都不愿意再等。于是，孙武、刘尧瀓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是：参谋长孙武，参谋刘尧潋、蔡济民、杜武库、蔡大辅、王守愚，交通杨宏胜，传令邓玉麟，与各部队学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马荣、徐万年等，一共三十一位。这一次会，从上午开到下午一点钟，由孙武主席（蒋翊武这时候已经随军开往岳州），议决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间起义。
为什么他们定在这个日子呢？一是，民间自从刘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来，一向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二是，焦达峰和孙武等人暗中有个约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义。
不料，在八月初三当天的下午，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长官逼迫请了长假，孟华成、霍殿臣、钱芸生等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长刘步云的干涉，大家不理，刘排长于是报告某队官，某队官准备打他们军棍。霍殿臣与钱芸生一时气愤，把炮取出，到子弹库找炮弹。孟华成阻止他们，反而伤了自己的手指。管带（营长）姜明经听到消息。调马队来弹压。霍殿臣、钱芸生、孟华成与其他几个同志只得带枪逃走。孟华成走到同兴学舍来报告，遇到孙武、邓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孙武决定提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