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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
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
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
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
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
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
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
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
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
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自由言论经济学
没有对其经济含义的检验，则无法确定适合于保持一自由社会的法律结构。它们是肌肤相关的。我将力图就某一特殊的法律问题——即自由言论的保持——来证明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社会的所有自由中最为根本的一种。
在极端的情况下，在经济安排（作为一个方面）与自由言论（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直接的相互关系。
我们很少认识到：要想使“信仰狂热者”有发表意见的可能，丰裕的金融支持与经济支持是多么的重要。你可知道，今天的信仰怪人可能是明天的主义倡导者，自由言论的本质，在于保持使信仰怪人转变成主义倡导者所要求的那种机会。
经济安排与自由言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远在你们接触到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就早已是非常密切的了。我将通过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情况来说明这一关系是多么的紧密。这些国家都是我们所认为的、最突出的自由社会。例如，考虑一下特别是过去40至50年间，美国对我们社会中的各种人所施以的限制。在美国，一类被实际地（而不是原则上）剥夺了自由言论权利的人是商人。最近，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家石油与气体组织执行副主席的信。我不想提及这个人的姓名及这个组织的名称，我只是读一下他所讲的那些话：
正如你所知道的，真实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每千立方呎的价格问题（这是相对于能源立法而言的），而是宪法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障——的继续问题。在日益增多的限制下，正如大哥哥越来越密切地注视着我们的肩膀一样，我们日渐胆怯于针对谬误与坏事而喊出真理之声，而道出我们的信念．对IRS（国内收入署）审计的恐惧，官僚主义的扼杀，或政府的骚扰等，都是对抗言论自由的强有力的武器。
在10月31日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中，华盛顿悄悄话专栏指出：
“石油工业的官员们宣称，他们已经收到了来自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的下述最后通牒：‘要么支持政府所提出的原油的税收，要么面临更为强硬的限制，及可能出现的解散石油公司的趋势．’”
让我再举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加之于商人身上的、对自由言论的限制。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从你们的银行收到过美国财政部印刷的小纸片。上面敦促你购买美国的储蓄债券。如果那个小纸片是由有关的私人商业机构印刷的，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很可能将其作为使人误入歧途的、不正确的广告宣传而予以斥责。我常说：美国储蓄债券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利用顾客资金买空卖空的投机商号活动之一。政府告诉人们：“你们购买这些债券，而它将保障你们的将来。这是进行储蓄，并为你孩子的教育及你退休后的生活提供收入的一种方法。”后来。政府改变了初衷，并造成了通货膨胀，从而使那些债券的价值不断地下降。这样一来，在过去15年或2O年间购买了债券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与他们最初付出的数量相比，他们所拿回的，是一个具有较小的购买力的量，即一个只能买到较少产品与劳务的量。而且，漏船又遭顶头风，他们还不得不为所谓的利息付税，而这些利息甚至不足以补偿由向他们出售这些债券，并作出这些承诺的联邦政府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
你可能不赞同我的意见。你可能认为这些债券是一项很好的投资，然而我引入这一例证的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你料想向你们发送这种小纸片的银行家们相信它吗？按照我的办法做。我向银行家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你认为对于你的顾客来说，储蓄债券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吗？”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不，这是一项很糟糕的投资。”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到处将这种小纸片散发给你们的顾客呢？为什么你们要参与这种我认为是根本性的、利用顾客资金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呢？”他们都给了我同样的答案：“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财政部会非常不高兴。来自于财政部的压力是非常强大的。”
不久以前，我在盐湖城与某家欠企业的一位中级管理人士进行了交谈。他向我讲述了在他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