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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下，价格与工资方面的可变性极为有限。我们需要保持在相对价格和工资方面进行变动的这种灵活性，而在相对价格和工资上的变动则需要调整时尚和技术的动态变动。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毫无经济意义的、绝对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动，就废弃价格与工资方面的可变性。
在早些时期，金本位被用来使人们对将来的货币稳定性充满信心。在其黄金时代，金本位非常好地行使了这一职能。然而，很明显，金本位不再能够行使这一职能了。原因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确保金本位王国不受限制——而且，各国有着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如果货币当局钉住汇率，而且这种针住完全是通过下述作法而实现的：在不存在‘封存黄金”剩余或赤字的情况下，在不诉诸于公开的或隐蔽的外汇管制、或关税与限额方面的变动的条件下，按照支出流量的余额来改变货币数量，从而钉住汇率，那么，货币当局能够作为金本位的代用品而发挥作用。但是同样。尽管许多中央银行支持这种观点，但事实上很少有谁乐意实行这一作法——而且同样，他们不这样做也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一种政策，将使每一国家受制于其它货币当局的变幻莫测的货币政策（精心设计的或纯属偶然的）之下，而不是受制于非人为的、自动的黄金本位之下。
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那么它唯有通过悉心审慎地利用其权力直至某一终点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我将在后面进行论述。
最后，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它方面的主要波动。假如存在着独立的、长期的经济高涨——长期滞胀政策的支持者们称作战后的经济扩张——原则上，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低的货币增长率（低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有助于局面的控制。假如（正如目前的情况那样）一项爆炸性的联邦预算，预示着前所未有的赤字，那么，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低的货币增长率（低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使任何的通货膨胀危险得到控制。这将暂时地意味着较高的利率水平（高于正常情况下将占主导地位的利率水平）——目的在于使政府能够借到为弥补赤字所必需的资金——但是，通过对通货膨胀之加速的遏止，从长远发展势头来看，它将可能既意味着较低的价格水平，又意味着较低的名义利率。如果说一次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为该国家提供了一个将资源由战时生产转向和平时期生产的机会，那么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较高的货币增长率（高于正常情况下的合意水平），而使这一转变更为顺利地进行——尽管历史没能提供有利的证据，以说明货币政策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又不会走得太远。
我将这一问题放在最后，同时以严格限定的词句来阐述它——当与主要波动有关时——这是因为我相信；货币政策在抵消导致不稳定的其它力量方面所具有的潜力，比人们普遍所认为的要有限得多。我们的知识并不充分，从而不足以在较次要的波动发生时认识它们；或者对它们的影响作出具有准确性的预测；或者对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来抵消它们的影响作出预测。我们的知识并不充分，从而不足以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精心的、或甚是相当粗糙的变动，而达到既定的目标。特别是在这一问题上，“最好的”很可能就是“好”的反面。经验告诉我们：最明智的方法，是仅在其它波动带来了“明显的、且现时的危险”时，才使用货币政策公开地去抵消这些波动。
III．应如何引导货币政策？
应该如何引导货币政策，从而使它对于我们的目标作出其力所能及的贡献呢？很清楚，这里并不适宜阐述一项详尽的“货币稳定计划——这里借用了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在这本书里我努力地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我将仅限于讨论对货币政策的两条主要要求，而这两条主要要求是完全直接从上述讨论中得来的。
第一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以本身所能控制的变量来指导自己，而不应该以不能控制的变量作为指导。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判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象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器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货币当局也是一样。在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变量当中，对于政策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指示器是汇率、由某些指数所定义的价格水平、及某种货币总额的数量——通货加上调整后的活期存款，或者是这一总额再加上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或者是某一更为广泛的总额。
就美国这一特殊情况而言，汇率不是一个理想的指示器。要求大多数经济活动，对包含着对外贸易的这一微小的百分比作出调整，这可能是值得的，如果它将确保避免货币方面不负责任的现象的话——正如在真正的黄金本位下的情况那样。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适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采取的无论什么样政策的平均标准而这样做，那么则很难说是值得的。如果通过浮动汇率，而让市场对世界情况作出调整（我们的资源中有大约5％
用于国际贸易），与此同时，并保持货币政策用以促进95％ 的资源的有效利用，那么情况则会好得多。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三种指示器当中，价格水平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毫无疑问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如果其它方面都相同，那么价格水平将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些选择中最佳的一个——正如过去如此之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业已论证的那样。但是，其它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虽然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但比起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这几个货币总量之中的任何一个之间的联系，则要间接得多。此外，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长于对各货币总额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而且，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的时滞与程度，都随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就某一特殊的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对这一影响将何时出现作出准确的预测。所以，直接控制价格水平的努力，很可能由于错误的起止而使货币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根源。也许，随着我们对货币现象的理解的不断加深，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变。但在我们目前的理解阶段上，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长久之计似乎是较为稳妥的。所以，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作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会小得多。
对货币政策的第二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避免政策方面的大起大落。过去，货币当局有时会沿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那样，但更为经常的是（尽管常常是为时过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却由于走得太远而犯了错误。为时过晚及过于频繁成了实践的写照．例如。在1966年早期，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向程度较轻的扩张方向迈进——尽管它应该至少在一年以前这样做。但是，当它起步的时候，却又走得太远，从而导致了战后时期最急剧的一次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因为已经走得太远，所以．在1966年底联邦储备系统改变航向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它又一次地走得太远，不仅恢复了早先过度的货币增长，而且超过了早先的增长比率。这一事件绝非例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一过程——正如1919与1920年期间，1937与1938年期间，1953与1954年期间，1959与1960年期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过度反应这一倾向的原因似乎是明显的：货币当局未能对它们的行动与对经济的一系列影响之间的时滞问题予以考虑。他们领向于按照今天的情况来决定他们的行动——但是他们的行动要在6个或9个或12个或15个月之后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感到非紧急刹车不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感到非立即加速不可。
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是：货币当局应该通过公开地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实现某一特定的货币总量的稳定增长速度，而在其行动中自始至终地避免此类的摇摆不定。与对某一确定的、且已知的速度的采纳相比，精确的增长速度，与精确的货币总量一样，其重要程度就逊色得多了。我本人提出了这样一种速度，一般说来这种速度将能够实现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方面的大致稳定性。按照我的估计，要实现最终产品价格水平的大致稳定，则要求通货加所有商业银行存款之总和的大约3％
… 5％
的年增长率，或者要求通货仅加活期存款之总和的略低的增长比率。然而，与遭受那些我们业已经历过的、广泛的、且变化无常的骚乱相比，拥有一种大致说来将会导致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温和的通货紧缩的固定增长比率（如果它是稳定的话），则要可取得多。
在没能采取这样一种公诸于众的、以稳定的货币增长率为内容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货币当局能够奉行避免大幅度摇摆的原则，这也将是一项重大的改进．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国家，货币增长率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而货币增长率大幅度波动的时期，同样也是经济活动大幅度波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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