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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而货币增长率大幅度波动的时期，同样也是经济活动大幅度波动的时期。
通过为自己确立一条稳定的航线并始终保持这一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促进经济稳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通过以稳定的然而却是温和的货币数量增长为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避免价格膨胀或价格紧缩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其它方面的力量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从而要求变动与调整，甚或干扰了我们的措施的顺利进行。但是，稳定的货币增长将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下述基本力量有效运转的货币环境：进取心、独创性、创造力、勤奋及节俭。而这些基本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所在。这就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上对货币政策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然而，这一要求——同时这也是一项伟大的政策——毫无疑问地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
版权说明：1968年，美国经济协会。
密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见于《美国经济评论58》，第1册（1968年3月），第 1…17页。经允许重新出版。
美国经济协会第 80次年会上的首席演说，华盛顿D·C·，1967年12月29日。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2．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
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可从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进行：政策战术—— 货币当局应该采取的一些特定的行动；政策战略或政策结构 —— 针对应该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而言，理想的货币制度与安排。
战术问题是更为吸引人的。它们是直接相关的。并具有直接结果，同时，与适合于货币政策的基本结构这一棘手的问题相比，对它们的讨论在大多数方面比较容易进行。然而，长期的实践使我相信：在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能没有什么成效。
注重于战术问题的诱惑力，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使政策个人化的一种倾向：值得一提的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里根的经济政策，及马丁、伯恩斯或沃尔科的货币政策。有时这一方法是正确的。负有责任的某一特定个人可能会使事件的进程出现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货币史》一书中，安娜· 施瓦茨与我在说明 1929年至1933年的货币政策时，特别强调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位总裁本杰明· 斯特朗的过早逝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也许更为经常的是：这种个人化的方法是令人误解的。明显地负有责任的个人就好象那清晨报晓的雄鸡，而事件的进程是由一些更为深刻、且更为不容易观察到的力量所决定的；这些力量既决定了那些名义上负有责任的个人的个性，同时又决定了这些人所受到的压力。
我相信，过去几十年中的货币发展，与其说是由那些好象是负有责任的个人的意图、学识或个人特点所决定，不如说是由联邦储备系统的制度结构及外部压力所决定。例如，在在某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内对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化加以判断时，仅知道他的姓名、背景及个人品质是没多大用处的。
如果现在的货币结构正日益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我们将心悦诚服地继续保留它，从而战术问题就成了唯一的论题。然而，现在的货币结构并不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的确，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机构象联邦储备系统那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当中留下了如此糟糕的政绩记录，但同时却又享有如此之高的公众信誉。
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货币之不稳定孕育着经济之不稳定。一种造就着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的货币结构，是健康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我们的货币制度中的根本性变化予以考虑是重要的。这类变动目前可能既不是可行的又不是所急需的。但是，除非我们现在就着手考虑，否则的话，一旦形势急需，再来实行这些变动就来不及了。
经济稳定与货币稳定
货币稳定重要吗？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考察一下货币数量增长率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的稳定性（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有关证据。
这一证据由两部分组成：（1）货币数量的系统性、周期性变化，及其与经济方面的相应变化之间的关系（以一系列循环为基础）；（2）货币增长方面的不稳定性与经济方面的不稳定性之间的长期联系。
安娜。施瓦茨与我对美国自1867年以来货币数量的周期性变动作了研究。在整个期间内，货币增长一直先于（而不是随着）经济活动而升降。货币增长的周期性高峰通常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高峰早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时间长度上变化很大，平均说来大约是6至9个月。货币增长的周期性低潮平均说来也要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低潮早大约相同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幅度的货币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伴随着经济活动方面的、大幅度的扩张与紧缩；而温和的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会带来温和的扩张与紧缩。
在重大的紧缩与重大的繁荣期间（例如 1873－1879，1892－1894，1895－1896，1907－1908，1920－1921，1929…1932，1937…
1938期间的紧缩），以及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性扩张期间所发生的国民收入方面的主要波动，则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些时期来说，下述论证是极为有力的：货币增长的大规模变动，是名义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图22·1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方面的可变性与国民收入方面的可变性之间的比较，它为货币稳定之重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图22·1描绘出了货币及国民收入（按照国民净产值来计算）方面的年变动率的移动标准离差，而这些移动标准离差是针对以4年为单位的各个时期而言的。虽然这一图表是从对20多年前制订的一份图表的修正而来的，并使其在时间上适合于现在，然而，对早先的图表的下述表达仍然是适用的：
这两条曲线高度精确地彼此平行，特别是当人们心中牢记着下列条件时，情况犹为如此：这些仅以4种观察（自由度为3）为基础的标准离差，可以适应大幅度的抽样变动；而且，就我们所知，国民净产值数列与货币数列在它们的统计结构中是完全独立的；同时，这两者都包含着相当的误差数。
对于整个114年来说，这两个数列的相关系数是0．776。如果略去1898年以前的年份（这时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得到了改善），则会得到一个更高的相关系数：0。858。对于自1898年以来的年份来说，货币的变动性不论是与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性还是与价格的变动性都是高度相关的。前者的相关系数为0。767，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706。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罗伯特。J。戈登展示了1908年到1980年期间货币、名义国民收入、实际国民收入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性。他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与我们使用的那些数据完全相同或密切相关，所以，并不表示在货币变动性与经济变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独立的、新增加的证据。然而，他将这些初始数据转化成了对趋势的偏离，或者，按照他的描述，转化成了对“ 自然 ” 增长率的偏离。同时，对 7个性质迥异的时期计算了标准高差，而不是移动的标准离差。他的一些结果列在表22·1中，作为图22·1的补充。这些结果明显地加强了从我们的那些相关系数中得出的论点：货币变动性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名义国民收入及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性较高的时期，也是（除一次例外）价格高度变动的时期。他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在我们的图表中反映较为不清楚的重要的细节：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于货币方面的变动性，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毫无疑问地比以前要小。在以前的每一时期当中，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都是货币方面的变动性的2倍以上；而在此之后，前者只是后者的1倍到1．5倍。对于这一变化，我提不出任何好的说明，然而，我推测：这一变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来自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结构性变动。
正如表22。1中的4个季度及12个季度移动标准高差所显示的那样，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一时期的季度数据，给出了（虽然不是那么有力）相同的结论。总体说来，对于整个这一时期而言的耶些相关系数，绝对地低于每一部分分别计算而得到的相关系数。原因是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性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我倾向于暂时地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方面的异常广泛的波动。
这一论证是明显的：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性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变动性相互关联。较高的货币变动性总是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变动性，反之亦然。
在这一关系问题上，对下述两点予以强调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尽管货币制度方面业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这一关系却依然保持不变。货币制度方面的这些变化包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常严格的金本位到一种松懈得多的金本位，而后又为一种完全的纸币本位所替代；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前的时期到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后的时期。这一点的含义是：影响的方向是从货币变动到经济变动，而不是相反—— 以各种截然不同的论据为依据，我与施瓦茨已经多次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点与第一点是相互联系的。联邦储备系统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