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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
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
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
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
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已
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
舆论——如此而已。”＇注＇
恩格斯的话发人深省。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中国公民，是不是恩
格斯所寄予厚望的“新的一代”呢？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从实际上看，尚不完全
是，或不真正是，相当一部分人则完全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
面的。旧的性道德的束缚是其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有必要首先对性道德的前进
方向有个总体的把握。概括地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两性关系必然要
发生巨大变革。与之相适应，也必然形成新的性道德。这种道德发展的基本趋势，
就是随着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其调节范围和作用越来越大，并将逐步超过直接的
经济调节、法律调节和行政调节，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变成决定性的调节工具。那
时，爱情将成为两性关系（包括婚姻关系）的唯一可能的主要调节者。
关于性道德发展的这一大趋势，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也做了精
采的论证。
‘将来的妇女”是《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第二十八章的标题。著者在说明该
章的宗旨时表示，他要从以前各章所说的一切，引出关于两性道德地位的结论：
人类对于冲动的满足，只要不损害他人，自己的身体尽可由他们自己
处置。满足性的冲动也和满足其他自然冲动同样，是个人的私事。既不必
对他人负责，也绝对无第三者插嘴的余地。我们要怎样喝、怎样吃乃至怎
样穿衣睡觉，都是我的私事，和异性的交际也是同样。见解和教养、个人
的完全的独立、因新社会的教育及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一切性质，使各
人对于自己有害的行为决不会做。所以未来社会的男女，将比现在的更有
自制，更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关于性的问题的一切假道学及神秘主义自然
消灭，两性关系将更为自然而健全。假使在结合了的男女之问，发现了不
和、失望和厌恶，那时候，对于已经不自然的、从道德来说就要求解散不
道德的结合。现在使妇女独身或卖淫的这些条件消灭的时候，男子便不能
再行支配女子。另一方面，因社会状态变化，对于现今的结婚生活给以重
大影响，屡屡妨碍结婚生活的许多障碍，可以彻底的扫除。＇注＇
不难看出，倍倍尔关于未来社会两性关系的展望同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
“性解放”思潮有着社会前提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列宁称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
主义》“全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注＇这是应该明确的。
同样应该指出：倍倍尔关于未来两性关系的展望，同封建的、宗教的禁欲主义
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某些人所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性伦理观也有着根本区
别。
有些同志反驳说：恩格斯和倍倍尔关于两性关系发展的预测指的是共产主义社
会，现在讲就是超前，就是行不通的。不错，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恩
格斯和倍倍尔的有关主张的确还不能作为普遍道德要求通行于社会各个层次。但是，
难道为此就应该把这些科学的思想束之高阁吗？难道当代中国人在创建新道德方面
就应该守株待兔、无所作为吗？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所称为共产主义的就是
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我国，包括性道德在内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
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包括性道德在内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
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性道德是渺茫的幻想”
的观点是错误的。
“共产主义性道德”一词，从我们目前的理解来看，在使用中有广义和狭义的
区别。从广义上来理解，共产主义性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它包括了社会主义社
会性生活中的各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从狭义上来理解共产主义性道德，则主要
指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最高层次的性道德要求。其它一些要求是较低或最
低的层次。我们不能因为一般人还不能立刻达到共产主义性道德的最高要求，就认
为共产主义性道德只存在于未来，从而否认在现社会提倡和宣传共产主义性道德的
重要意义。相反，不同层次的性道德要求，在实践中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共产主
义性道德代表人类性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已实际上达到
的性道德要求。共产主义性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性伦理道德要求总体中，居
于主导地位，对于其他较低层次的性道德，都有指导作用。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不
能只停留在较低层次的水平上，还必须沿着性道德的阶梯，不断向上攀登。
当代性道德的进步，往往要以批判继承及扬弃历史上的性文化为出发点。
在人类性发展历史中，出现过七种性文化模式。它们哪一个也不曾形成过绝对
的大一统，而是由某一种模式主导，与其他模式并存于某个历史时期。
1．神化的性文化。它把性崇拜与性禁忌相结合，把性当成神灵，对它既敬又畏。
它主要存在于各民族的原始社会中，也残留到当代。
2．罪恶化的性文化。它把性当成绝对的道德上的罪与恶，一般主张肉体禁欲主
义，如中世纪基督教、佛教、现代天主教等等。
3．工具性的性文化。它把性看成实现生殖、婚姻或其他非性的目标的一种工具，
否认性的独立存在与独立价值。它表现为基督新教各派的精神禁钦主义，但更突出、
更标准的则是中国儒家的伦理文化与宋明理学的“灭人欲”。
4．养生的性文化。它把性看成人类生命的一个有益部分，通过性来追求生命和
超越生命。它最典型的代表是中国道家思想、房中术以及道教的性观念与性修炼；
在古印度文化和佛教密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
5．快乐主义的性文化。它认为性的首要目标是快乐（身心的无烦恼）。它表现
为古代希腊罗马和西方本世纪以来的性革命中的实践，中国明清时的性爱小说中也
有一些反映。
6．爱情化的性文化。它以爱情来主宰、衡量和升华性实践。它产生于近代西方，
也传入我国。
7．自然主义的性文化。它认为性的目标只不过是性本身的自然实现，不应为任
何其他目标服务。它是西方本世纪性学发展的产物。20世纪70年后才在社会中得以
确定。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儒家的工具化性文化～直占据主宰和正统地位，道
家的养生文化～直处于屈从和民间状态，佛教的罪恶化性文化从宋朝以后渗人并影
响着理学和道教。从清朝到“五四”之前，中国性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三种模式的
混合体。从“五四”到建国前，中国进步力量所做的一切，就是引进新的性文化模
式，改变这三位一体的历史遗产。
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尽管人们在性观念上依然良莠
交错，但无论怎样，人们总算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逐渐还性以原本的面目，让人
们平心静气地对待性、谈论性、研究性。既不是以猥亵的口吻谈论性，把性的意义
拔高到荒唐的地步；也不是将性视为洪水猛兽。首先，性在人生意义中已占得一席
之地，人们已初步意识到健康、美好的性生活与健康、美好的人生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价值，已从单纯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手段位置，初步
转变为男女间健全的情爱目的本身，不但男子有追求高尚和谐的性关系的权利，而
且女子也拥有这同等的权利。人们对女子的快乐，已不再视为可耻，而是一件自然
的、正当的事；第三，性关系健全和谐与否，同婚姻和家庭关系健全和谐与否的内
在联系，也已初步为人们所意识到，人们开始学会从调适和谐的性生活开始去健全
和谐的婚烟和家庭生活，从而为人们进一步拓展了情爱的新天地；第四，人们已经
着手于从科学的角度来探究性变态问题，包括探究性变态的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和
生理原因，而不再仅仅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去惩罚或责难性变态者的性越轨行为，
同时人们也积极地从事校治性变态者的工作，初步认识到这项工作对提高社会的生
活质量和个人的生活质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一些从事这项工作的心理诊所和
心理医生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初步的，但无疑是突破性的进步；
第五，由于一些有社会地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发起的性教育运动，已渐渐
在全社会开展起来并收到了初步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性伦理学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我们再从性道德的水准结构和运行轨迹方面做点分析。
所谓性道德水准，就一般意义而言，指某～个时期内在相当范围的各种关系中
实际流行的性道德意识、性道德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