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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第一种方式时，给排以上单位都派调理员，他们负责整个演习阶段。采用第二种方式时，起主要作用的是预先或在演习中派到双方行动推演地域（地段）的调理员。为了协助这些调理员工作，必要时可给部队派调理员，不过可能不是给所有部队和分队都派调理员。根据演习的不同规模和目的，调理机关的这两种组织方式可以作些变通或结合起来使用。
在美国的演习实施教令中，对师战术演习中调理员的数量作了大致规定，即抽59名军官和90名士兵作部队调理员，抽l00至110名军官和130至143名士兵作地段调理员。从这些数字及演习的经验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军队还是北约其他国家的军队，都用相当庞大的调理机关来监督部队的行动和组织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例如，在美国陆军举行的“金色秋天”演习中，由军官、军士和士兵担任的调理员达900人之多。所有的兵团、部队和分队，直至连和独立排，都有调理员。给调理员配备了400部电台、3架直升飞机和9架飞机。
在“快速换班”演习中，给8万人的参演部队指派了1。1万名导演和调理人员。这些人来自不参加演习的师。在举行大规模演习和大演习时，导演部和调理员用数星期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高级指挥人员通常根据演习实施计划举行图上军事导演。然后，组织全体调理员进行现地作业。他们在作业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演习每一阶段调理员的职责，对火力模拟小队的领导，预防事故措施，估计损失的方法，组织通信等。侦察机关和部队的行动推演问题，双方获得侦察情报和导演司令部与调理员为双方提供侦察情报的方法问题，单独组织调理员研究解决。北约各国军队非常重视研究演习经验和使军官掌握战斗训练方法（其中包括演习实施方法和履行调理员职责的方法）。美国国防部中设有专门计划和研究演习处，而联邦德国军队的各中心指挥部则增设了训练法研究官的编制职务。
战后年代，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军事指挥机关经常要求不按导演部的计划，而按演习双方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实施演习。但是，正如北约国家的军事刊物所指出的，这远未做到。
直到1967年，对抗演习中的战斗行动推演仍按1944年颁布、1955年重版的美军FM105…5号教令进行。该教令实质上反映了战前关于演习实施方法的观点。该教令也未规定使用地段调理员。1967年以后，虽然开始派地段调理员，但并不是在所有演习中都指派。因此，战斗行动推演往往仅由分队调理员组织实施。教令要求，当演习双方互相接近时，双方各分队的调理员应出示白旗，使之停下待命。之后，所有调理员立即集合，交换关于自己所在部队态势的看法。当一方的调理员不同意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决定时，就要设法达成一个折衷的决定。当较强的一方进攻，而较弱的一方未退却时，根据教令中的规定，可宣布较弱一方所有未来得及撤退的分队为俘虏。为了使防方能及时撤退，规定可使攻方暂停迸攻（暂停时间的计算方法是：兵力对比为4：1时，攻方暂停l小时，攻方的优势比每增加1，暂停时间就减少10分钟，例如，兵力对比为5。5：1时，攻方暂停45分钟）。这样一来，演习中的某一方仅凭着兵力和兵器上的优势即可赢得战斗行动推演的胜利，或者如美国人所说，“用数学方法决定胜负”。为了确定双方的情况而制定了许多表格。而对于那些决定战斗胜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如行动坚决果断，善于机动兵力和兵器等，实际上未予考虑。
很显然，根据这个教令的要求，采取这样缓慢和直线式的行动，不可能按照现代作战观点组织好战斗行动推演。就连美国人也承认这一点。驻欧洲美国陆军总司令豪兹少将写道：“现在在对抗演习中采取的调理方法常常导致双方行动长时间的无益的中断，而调理员作出的决定往往不合双方之意并欠公允。”他接着指出，这样组织调理机关势必造成这种局面，即经验丰富的将官和校官呆在司令部里作调理员，而整个战斗行动推演由尉官和军士组织，他们决定着演习的命运。有鉴于此，豪兹将军建议在美国军队中实行地段调理员制度，或者如他所说，“地区调理员制度”，而只给双方的每个营保留一名调理员。同时，他认为，整个战斗行动推演都应由地段调理员组织实施，他们同演习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联系，无论是对“蓝军”还是对“红军”都不偏不倚。但是，按照这种方法，地段调理员不得不在不了解部、分队指挥员的决心和他们所采取的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组织推演。
还应考虑到这一情况，即战后年代西欧各国军队进行的战斗行动推演之所以非常简便易行，是因为在大多数演习中防方未进行坚守已占领地区的行动演练。在演练突破预有准备防御的演习中，坚守阵地的防方通常为假设敌。例如，在法国军队于1955年9月举行的“闪光”演习中，在进攻开始前宣布，通过核突击已在敌人的防线上造成一个大缺口，因此不再演练突破第一道防线。战斗行动推演开始的情况是这样的。防方企图封闭防线上的缺口，而攻方企图利用这个缺口向纵深迅速推进，这样就导致了面对面的冲突。演习的总导演本人多次承认，演习准备得不好，进行得很糟。尤其糟糕的是伪装和利用地形。许多士兵，军士、甚至军官对战斗训练情况漠不关心，不愿对调理员下达的补充情况作出反应。
还应指出，由于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差，导演部和调理员执行安全保障措施不力，演习中事故层出不穷，造成许多人员伤亡。例如，在英国莱茵集团军于1951年9月举行的“反突击”演习中，有20人被打死。110人受伤，5辆坦克被击毁；在中央集团军群于1955年10月举行的“蓝哨”大演习中，出了67起车祸；在美国军队于1952年举行的“长角牛”演习中，死10人，伤1113人，伤亡人数占参演总人数的l％。七十年代举行的演习和大演习中也时有重大事故发生。在1967年颁布的FMl05…5号教令中，演习和大演习实践中的某些缺陷得到克服。调理机关的组织方法和战斗行动推演方法有所改进。
但在同时，教令中又增添了许多在演习过程中难以施行的复杂化的东西。应指出的是，美国军队在估计伤亡，战斗潜力和整个演习情况方面采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方法，其中包括以打分的方法评定演习情况。例如，从以下几个方面评定连队在演习中的情况：行动前物质技术器材的准备情况，指挥员的行动、连队在习各阶段的行动，各排在演习各阶段的行动，摧毁目标的l数量（如进行实弹射击的话）o至个连最多可得2860分。如果所得分数为这个数字的95至100％；总评就为“优”，85至94。9％为“良；’，70至84。9％为“及格v，70％以下为“不及格”。为确定使用火器对分队或部队战斗威力的影响，作了如下规定：如进攻分队一面射击一面以部分兵力突击敌人翼侧，则其火力强度按加l倍计算，如步兵分队以全部兵力突击敌人翼侧和后方，则其火力强度按加2倍计算，如为摩托化步兵分队或坦克兵分队，则其火力强度按加4倍计算。在确定伤亡（损失）时，首先考虑的是特殊武器和常规火炮、飞机，高炮、坦克、反坦克武器、障碍物和游击活动的作用。同时认为，核突击可压制分队和部队的全部火力并造成掩体内人员10％以上伤亡。分队（部队）的伤亡和战斗力成反比例发展。还有一些用于评定分队和部队行动效果的表格。例如，认为进攻分队或部队在其战斗实力与防御之敌相比不小于2：1时才能取胜。工程分队可使部队进攻速度降低10至25％。还制定了各级指挥员用于定下战斗决心、准备核突击和解决其他任务的时间标准。
在FM105…5号教令中，总共有30多种用于评定演习双方实施核突击、各种武器射击的结果，表示可能之敌的主要武器，各种分队和部队战斗威力等值的表格，以及用于确定部队可能达到的进攻速度的表格及其他文件。此外，每次演习时，导演司令部还为调理员制定补充细则。他们认为，调理员应提高评定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在战斗行动推演时行动的客观标准的作用。但是，正如一些报刊所提出的，调理员往往用不上这些表格。
总之，外国军事专家认为，北约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训练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约化，竭力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和具有高度军事素养。同时，外国报刊指出，美国军队和北约其他国家军队一样，还远未解决使部队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任务。实施对抗演习，特别是实施战斗待动推演的方法并不完全符合已经变化了的作战条件。
结束语
历史经验表明，演习和大演习从一出现起就在军队战斗训练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越来越大。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在现代条件下成为军队训练的最高形式。通过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能够最充分地认识战斗的性质，完善部队的野战和空战素养，搞好兵团和部队的协调统一，使之做好战斗准备。此外，通过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还可以实际检验条令规则、各种战术标准，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性能，发现新的作战方法并以此促进军事学术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实施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发展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并发现其发展的某些规律和趋势。
首先，战斗训练和整个军事组织一样，国家及其武装力量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统治阶级在军事建设和军队训练方面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军队的补充方法对于其训练的方式和方法有着巨大的影响。战斗和战役性质的任何改变，都要求相应改变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必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