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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传注），曹操从之。这里地租不管是四六分或是对分，我们认为它是以一
种劳役地租为主的混合形态。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这是依据了劳役地租和实
物地租所由以区别的基本理论。在这里，直接生产者屯田客是由军事组织的
强力“在地主或他的代表人直接的监督和强制下进行的”。这里的臣属关系，
是把从黄巾手中夺得的资财，划为屯田，而“用鞭子来驱使”参加过暴动的
人民进行生产。他们不是在“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生产场所内，他自己所利
用的土地内”进行生产（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七，重点系引者所加），
而是在所谓封建的“公田”上进行生产的。这样进行生产即马克思说的劳役
地租的“不言而喻的自明的定律”。列宁关于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区别，
也根据这条定律：劳役地租的特征在于“农民以其在地主土地上的劳动创造
剩余产品”，而实物地租的特征，在于“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
并因受‘非经济的强迫’而将其交给地主”（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
主义，页三六）。西晋的户调式也沿袭了屯田制的剥削形态，如晋书卷二六
食货志说：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
户者半输。。。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
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对于占田课田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极其繁琐的考证，却并未有助于从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体会劳役地租的精神实质，相反地把问题弄得更玄奥难
解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讲，这里的农民是国家农奴，他们在所谓封建主义的
“公田”上来进行生产，替封建的最高所有者耕种土地，替自己耕种份地，
在空间上，农民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被区分开来，因而剥削形态是以劳役
地租为支配的形态。
这里或者有人要怀疑，为什么在穀帛“实物”兼课调的情况之下是以劳
役地租为主的形态呢？我们说，这种“实物”的贡纳，表现出不纯而混合的
状态，但其中劳役性的不自由是极其明显的，特别是其“单纯的进贡义务”
的形态是明显的。因为不同的地租形态会在无穷无尽的不同的结合中互相结
合起来，因而成为混合的、不纯的。马克思着重指出过，在劳役地租的“一
切形态内，只要在那里直接劳动者仍然是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要的生
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占有者’，财产关系同时就必然会当作直接的统治与
奴役关系，直接生产者则当作不自由的人而出现；这种不自由，可以由那种
有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度算起，一直算到单纯的进贡义务”（资本论第三卷，
页一○三一，重点系引者所加）。在“租调”的形态之下，农民的不自由也
可以从农奴制度一直算到单纯的进贡义务，而以后的“庸”则是表里一致的
徭役劳动。为什么产生混合的形态呢？马克思指出，直接生产者表面上之占
有生产资料是一种“假设”，有利于“独立经营他的农业以及与农业结合在
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同上）。如上面所讲的，不纯的地租形态在亚洲所
表现的，既然“农业手工业的结合是亚洲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那么穀
（农业产品）帛（手工业产品）租调就成了相适应的形式了。在地主是主权
者国家的场合，地租和课税就会合并在一起，依赖关系是对于国家的臣属关
系（参看同上，页一○三二，注意此节是讲劳役地租）。为什么穀帛的实物
地租形态，如在两税制以后，一样又在夏秋两季交纳的内容里表现出来呢？
这是由于自然经济的农业手工业的结合形式的存在，所以到了实物地租支配
的时代，农工业产品兼课，对于亚洲的社会状态，还适合于成为那里的基础
（参看同上，页一○三九）。
北魏在均田以前的地租形态，甚本上是继承汉代、魏、晋的田租户调而
来，如魏书卷一一○食货志说：
“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
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
在实行均田制以后，租调虽加改订，但并没有改变以劳役地租为主的本质。
魏书卷一一○记均田后改定的租调如下：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
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
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北齐北周的地租，基本上同于北魏太和（孝文帝）时所定的，惟略有改变。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北齐）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
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
五升。”
“（北周）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
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
隋王朝的地租，初沿齐、周，后略有改变，把手工业工匠的劳役也一同规定
在内了。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
桑土调以绢絁，布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
及仆隶各半之。。。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
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
唐王朝的地租规定，如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所载：
“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
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
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
调俱免。”
施行均田制各代的地租与赋役不分的制度或“进贡义务”的形态，大略
是如上所记的情况。从前所论证的讲来，地租形态是和土地所有制以及与之
相呼应的特殊的国家形态、臣属关系和奴役形式等关联在一起的。依此，我
们可以从以下各方面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劳役地租形态的性质。
第一，在中国历史的一定时代，把一夫一妇或一床做为劳动力的单位编
制起来。这里所表现的性质是经典著作所说的“自然的形态”，即血缘关系
的形态，反映着劳动力不发达的状况，是最适合于劳役地租的生产形式。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劳动力单位的一床和单丁与生产工具奴婢、牛有一定的
比例。依北魏制度，一床等于四个单丁，四个单丁等于八个奴婢，八个奴婢
等于二十头牛。北齐、北周和隋制，则改为一床等于两个单丁或两个仆隶。
试以北魏情况来说，一床等于八个奴婢，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奴役性：一床夫
妇和八个奴婢，二十头牛，可以互相类比，而仅仅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可
见人的人身权是不完整的，在这种意义上良人和奴婢以及牲畜有一定成分的
共同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是很难索解的，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就在法
律上如此规定。
这样的比例又怎样表现出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呢？我们必须揭穿字面上所
谓“良人”的标记，要从劳动力的被奴役地位来看劳役地租形态之下的人格
依附性。实际上在法律上被与奴婢、牛一起计算的劳动力，其剥削样式可列
为下表：
一床的剩余劳动→一匹帛（或布）加二石粟；
四个单丁的剩余劳动→一床→一匹帛加二石粟；
八个奴婢的剩余劳动→一床→四个单丁→一匹帛加二石粟。
这样看来，农民或依户婚律所谓的“编氓”在均田制的漂亮外衣之下的真实
地位就很清楚了。
齐、隋时一床等于两个单丁或两个仆隶，这并不是说一床“良人”的奴
隶地位增大；而是一方面由于奴婢的地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良人”
的占有权比较放宽些。至于对牛的租调，在北齐仍约当于一床的二十分之一，
如牛调二尺恰等于一匹的二十分之一，垦租一斗恰等于二石的二十分之一，
只是义租五升是略加多了。和曹魏的屯田来比较：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
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中分，则因用官牛，租就增加了十分之一，亦即
一头牛的租等于十分之一劳动力单位的租，十头牛等于一个劳动力单位的劳
动。后来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劳动力得二分，人民就活不下去了。这样看
来，人身权在齐、隋之际还是提高了一些。
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既然在耕地上把一床“良人”完全当作与奴婢、牛有
比价的东西来看待，那么，反过来说，直接生产者也就在奴役关系之下把土
地当作不是在自己的场所而是他人的场所来看待，劳动力对生产资料也就不
会爱护，生产力就被这样陈腐的生产关系所束缚。因此，剩余生产物必然常
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矛盾是尖锐的，交不上租就要祸连户主和三长，即“若
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这就
充分暴露出在劳役地租下“直接的统治与奴役关系”，而充分说明直接生产
者是“当作不自由的人而出现的”（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一），是“由
鞭子来驱使的”。直到唐王朝，按照唐律疏议所载的规定，租调不集，户主
和里正都要被处以笞杖之刑，这就表明了租调制还是在鞭子驱使下的以劳役
地租为主的形态。
第二，我们再研究一下劳动农民人格的称谓。一匹帛、一匹布的“匹”
字，原来是古代对待卑贱等级的术语。例如，墨子节葬下所谓“匹夫贱人”，
“匹”与“贱”有相同的含义，汉代白虎通义还是以匹庶比禽兽。一直流传
到隋、唐之际，还用这种残余形式称呼劳动力单位，即所谓“匹夫匹妇”或
“匹庶”（一对凡人夫妇）。按字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