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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庶”（一对凡人夫妇）。按字义，物之偶称“匹”，毛诗释“君子好逑”
的“逑”，即“匹”的意思。释名说：“匹，辟也，往相辟偶也。”说文解
字迳释“匹”为四丈。由此可知，由对偶的事物之义，引伸而为耕织相结合
的耕夫织女的劳动力单位的名称，这反映出农村公社中一夫一妇的劳动的自
然的结合关系。但为什么对统治阶级的夫妇称“天作之合”而对劳动者称“匹”
呢？文心雕龙指瑕篇说：“匹两称目，以称偶为用。盖车贰佐乘，马骊骖服，
服乘不双，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称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
这样看来，匹马于古不是一马，而是两马，匹布于古不是单卷，而是双卷。
王国维在释币一文中说：“匹有两端，中分其匹，自两端卷而合之，匹一如
两，故谓之两。”可见匹夫匹妇或匹庶，和马之称匹，布之称匹，不相分别，
其卑贱自明。农奴的卑贱常是和奴隶的卑贱不相区别的，北朝直到隋初，一
夫一妇或一床的“匹庶”，一直和他们交纳的匹帛或匹布是在一道的，这正
反映了在劳役地租下劳动者的不自由的人格，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是
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一些物质的人格化，同豪族门阀依其身分品位而将所
占的土地人格化，适成对照。隋、唐之际，自开皇三年（公元五五三年）改
定租调后，“匹庶”与“匹帛”相联的这样古代的残余，才逐渐在文献中表
现出一些变化。
第三，唐代规定了租役减免的办法，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说：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
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据此，仅为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直接服劳役的数量，即占整个租庸调数量的三
分之一到十分之四，直接的劳役比重是很大的。不但如此，直接的劳役还可
代替全部的租调，如法令规定，“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
租调俱免”（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这里暂不问日期的规定和现实情况能
否相合，只就劳役可以代替全部租调而租调不能代替全部劳役的规定看来，
劳役还是重要的。虽然有输庸代役的规定，无役则每日要收庸绢三尺，但这
法规是一种特例，不是一般可通用的。更进一步讲，劳役地租形态是以劳役
的不中断性为其特征，而在实物地租之下才出现劳役的中断现象，这是马克
思所强调的一点。唐代劳役之普及，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说：
“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
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
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
唐太宗时减省徭役的诏令，已是徒行文书，则输庸代役的实施情况就可想而
知了。其次，从输唐代役中还可以看出劳役的价值量远远大于租调的价值量。
按所谓一日无役交绢三尺，则二十日无役就应交六丈绢——即一匹半绢，这
里的半匹绢与调绢二丈相抵，尚外余一匹。按贞观五、六年（公元六三一—
—六三二年）以来的粮价折算，“一匹绢得粟十余石”，则一匹绢比二石租
的价格要大好多倍。就按玄宗开元时米绢价计算，“米斗不至二十文，。。
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则一石米不到二百文，
而一石米至少也得一石二三斗的粟、稻舂成，那么一匹绢的价值也是一石粟
的价值的两倍左右。由此可知，二十日的代役租的价值量远远地超过调二丈
和租二石了。因此，代役租反而是限制代役的一种规定了。
第四，在这样的劳役地租形态之下对剩余生产物的剥削量是通过种种榨
取办法而日益加大的，通典卷六赋税下说：
“开元八年（公元七二○年）二月制曰：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
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
防源斯在。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
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
不仅帛匹的长度是任意在增加着，而且尺度斗量的长度、容量也在增加着，
从而剥削量也在扩大着。通典卷五赋税中指出南朝度量衡和唐时的比例是：
“其度量三升当今一升，秤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
尺。”
王国维在释币一文中也说：
“尺度之制，由短而长，。。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西晋、后魏之
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自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
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
这些日益增加了剥削量的调绢租粟，交纳于封建国家的仓库，法令明白规定：
“仓谓贮粟麦之属，库谓贮器仗绵绢之类，积聚谓贮柴草杂物之所，皆须高
燥之处安置。”（唐律疏议卷一五厩库）看看这个仓库的定义和内容吧，它
正好打上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烙印，而和地租的来源相为照应。
从以上几点来分析，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之下的租调或租庸调，都
是通过所谓“进贡的义务”而属于以劳役地租为主要的形态，或是以劳役地
租为支配的形态。资产阶级的学者所写的一类中国田制史，不但没有超出烦
琐的考证，而且在封建学者的阶级观点所掩盖了的史料上又用资产阶级观点
涂了一层油漆。清除他们所放出的毒素，是非常必要的。
了解了中国劳役地租的历史，下面我们就要研究以劳役为主的地租形态
向以实物为主的地租形态转变的问题了。我们不能只从汉代以来“十一而税”
以及东晋咸和五年（公元三三○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
三升”（通典卷四赋税上，后来因“田税不至而废除”）等等官书的表面记
载来研究这一问题。从文献上看，凡这一类诏令上的冠冕堂皇的大话，从未
见诸事实。
前面已经说过，唐代一开始，在租庸调之外就规定了户税和地税。户税
收钱，地税收粟米。从户税来说，武德六年（公元六二三年）即令天下户量
其资产，定为三等。九年（公元六二六年）改定为九等。其后一直接九等定
户。确定户等，除均田时造籍书外，主要是为了征收户税。武周时规定析出
之户，应与本户同等，不得降下。玄宗时禁豪商勾结官吏，求居下等，并禁
止多丁者分居。这就指着怕析户后户等降低，户税收入减少。天宝四载（公
元七四五年）下敕：“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村乡对定，审于众议，察
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徇其虚妄，今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
称允当。仍委太守详复定后，明立簿书。每有差科，先从高等，矜兹不足，
庶协彝伦。”（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
在封建制社会，高等户先与差科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户高丁多者，悉
为官为僧，以免色役”，但户等制为了征后税，却是无疑的。唐代前期的户
税究竟征收多少呢？据杜佑的记述，天宝时约八百九十余万户，税钱约得二
百余万贯，并说明高等户少，下等户多，
“今一例为八等以下户计之，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九等户则二百
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为率”（通典卷六赋税下注）。这里可注意的是，
其后农民客户即编为八等或九等户。及至大历四年（公元七六九年），再定
户税，上上等户四千文，以下每减一等则减五百文，至下上户一千文，下中
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比天宝从前户税，显然是提高了。就下下户来说，
就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户税所收的皆为钱，这是以后两税法中的钱这一“色”
的来源。
地税是由隋代的义仓纳粟演变而来，已见前面说明（参阅唐会要卷八八
仓及常平仓）。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说：
“凡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
苗簿，诸州以七月以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亩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
所纳之物，“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唐会要卷八八仓及
常平仓）。每亩纳二升的粮食，称为地税。唐律疏议中已有地税之称，如“应
输课税，谓租调地税之类”（唐律疏议卷一五厩库）。地税收入在唐代前期
数量也不少。据通典所载，天宝年间，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到大历四年
（公元七六九年）规定地税分上下两等收税，上田亩税一斗，下田六升，荒
田开佃者亩二升。次年，重新改定。如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说：“夏税上
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
者亩率二升。”至两税法时，规定田亩之征，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
年）垦田数为准。从此，将地税和租庸调中的租，合并为斛斗这一“色”了。
不过地税中还有许多折色，如折钱、折轻货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实物地
租形成的前驱步骤，而其转化是具有长期性的。
从租庸调法的“进贡的义务”形态来讲，租调征收一开始就不是一律的，
如“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紬绫绢供春綵”（新唐
书卷五一食货志）。以后的折纳更多，如江南以布代租（同上），“关内诸
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
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这些还都是开元年
间的事。其后，天宝初年，韦坚为水陆转运使，行变造法，以义仓粮转市轻
货。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说：
“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
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即铜器、
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