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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泄刈ⅰ�1645年，清朝第一任两淮巡盐御使李发元颁发了6万份盐引，根据将近三十年前建立的纲法来恢复盐业贸易。最初几十年里，盐业贸易的平稳运行遇到了无数阻碍。灶户逃离盐场，市场由于战争而崩溃，官员们对食盐运输征收超额规费。投资气氛很不宜人。1659年郑成功袭击期间，朝廷试图征集45万两淮盐税收作为防务经费。好几名商人因为没能给钱而被捕，并被殴打致死。不过徽州人很快就自己重建了盐业贸易。当李发元重开盐籍时，明朝灭亡之前就活跃于盐业贸易的徽商闵鼎，立即获得了超过4万引的专卖权。 盐业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影响着扬州流寓遗民社群的规模，以及17世纪后半期艺术的相应繁荣。徽州盐商处于文人传统的文化产品的包围之中。他们当中的艺术行家越多，市场上的业余爱好者就越少。当他们迁往别处时，会随身带上自己的文化习惯，并且往往也会带上自己的艺术家。简单地说，扬州之所以有许多艺术家，是因为那里的艺术品市场很繁荣，至少从康熙初年即已如此。来自太仓的王时敏（1592—1680）是清初正统画派的“四王”之一，他在1666年写道，苏州人大量来到扬州，向一名来自云南的收藏者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这名收藏者“不识货”，雇用了一名中间人，后者通过低价买进画作，再以高价卖给其委托人，赚了不下2万两白银。 为了赞助艺术，徽商还开展了一些意在稳定当地社会和复兴文化结构的工程，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创造一座适宜居住的城市。闵世章（生于1607年）是石涛的许多徽人赞助者之一，他“空手”来到扬州，通过为当地人做帐发了一笔“千两”小财。然后他投身于盐业贸易，由此真正致富。从17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在各种慈善活动中非常活跃，比如修桥、资助育婴堂、重建养济院，以及救济“聚集府城”的扬州下属各县难民，当时洪灾连续七年吞噬了农民的收成。 这些活动都在已经得到重建的行政结构的框架之内进行。屠城之后不久，扬州迎来了清代首任知府胡蕲忠，由此被正式纳入新王朝的统治之下。1645年，胡蕲忠着手重建府学，或者称“学宫”，它是该城行政地位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同一年在南京举行了一场乡试。中式者包括六名扬州江都县人士———这是该地绅士首次与新王朝达成妥协。 种种这些发展，既象征着新的王朝权威在扬州的确立，对于该城居民而言也意味着新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旧秩序的延续。两年以后的1647年，城墙得到修复。同一年，清朝举行第一次殿试，12名来自扬州府的举人获得进士资格，其中江都县有4人。这也是扬州在清朝科举中的最佳表现。扬州的优秀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竞争，当时南方许多地区尚未平定，但它也表明精英层总体上愿意跟新政权合作。这些进士接着在清朝担任官职。在被征服地区，这种对新王朝的接纳即使不是通则也是正常现象，或许可以质疑扬州是否会对清军进行坚决抵抗，假如它没有作为保卫南京的南明朝廷之堡垒的话。 把子女送上科场的，其中就有被战争摧毁的徽人家族。郑元勋的两个侄子，即明朝烈士郑为虹的兄弟和堂兄弟，都参加了清初的科举考试，并在帝王权力的中心———北京任职。在新政权之下，徽州流寓在扬州士大夫当中占有更显著的位置，包括前述汪懋麟；吴绮（1619—1694），作为一名剧作家受到了康熙皇帝赏识；还有汪楫（1636—1699），作为清朝派往琉球的使节而出名。看来，虽然扬州浩劫期间财产被劫被毁，但这些家族中有许多人还是保留了在明朝灭亡以前获得的财富。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郑元勋的兄弟郑侠如，新王朝创建初期就在新城东部购买了两块相邻的地产，并在那里建了一座可爱的大型园林。 满洲人采纳了自己所取代的王朝的组织原则，而且做得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更为周密。官员的身体形态发生了改变：汉人被要求根据满洲的习惯剃光脑袋前面，剩下的头发扎成辫子拖在背后，并穿上长袍。但满洲在扬州的存在通过其他方式被削弱。清朝首任知府是江南本地人，县令是河南人。随后二十年里，这些职位都由北方人掌握，知府主要是辽东人，但直到1678年，地方行政官员依然以汉人为主。当年任命了一名旗人，这一模式随之被打破，尽管他属于汉军八旗而非满洲八旗。扬州没有成为满洲的驻防地点，也许从它的战略位置来看这有点令人奇怪。 巡盐御使和盐运使这些重要职位，在清朝刚开始时也由汉人掌握。1652年一名满人被任命为盐运使，1658年另一名满人被任命为巡盐御使。有利可图的扬州关监督职位早就被满人掌握，他们取代了汉人，或者与汉人联合管事。扬州的其他职位由寻常汉族官员掌握，并且将继续如此。这与江南（明代的南直隶）职官的整体模式基本相符，尽管在清朝刚开始时一些地方也有满人或者汉军旗人担任知府。在刚刚屠城之后不久的扬州，这种任职情况可能被有意避免。不管如何，这座城市的早期复兴是在汉族官员领导下进行的。 这些官员为扬州遗民文化的繁荣提供了部分背景，但后者有意淡化了他们在塑造这种文化方面的贡献。他们的赞助为遗民的事业提供了支持，他们自己的文学活动也跟遗民学者的活动相互吻合。在关于这些活动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遗民被清朝社会容纳和该城自身被重新写入清朝历史的过程。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重写扬州（1） 二、重写扬州 关于清初几十年的历史，没有什么能比在明、清忠义范围内进行的狂热撰述程度更让人感到惊奇。虽然战争还在进行，江河还在横流，粮食供应依然还是个问题，但文人却在奋笔疾书。就在扬州沦陷当月，官修明史的诏书便颁布下来，这其实是宣布明朝灭亡的讣告。17世纪80年代明史修纂工作真正展开时，一些坚决拒绝服务于清朝的著名学者被吸收进来。记录历史———在这里就是有着深远的汉人传统的王朝历史———的渴望，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无法抗拒。 一个难以回避的印象是，在这个阶段，汉族文人———遗民和公开服从清朝的臣民都一样———全神贯注于将自己描绘到图画中去。他们通过文本、审美或伦理传统超越了王朝断裂，将自己置于儒家学者的谱系当中，尽管王朝有兴废，这个谱系却被认为不会中断。同时，他们重新绘制了帝国的版图，这样，曾经是明朝的领地变成了清朝的疆土，富含明朝历史的地方也就获得了一种清朝的历史。 帮助扬州作为一个清朝之地得到重新发展的清初士大夫当中，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周亮工，他是最早抵达扬州的清朝官员之一。周亮工是1640年进士，明代曾任鲁东潍县县令，一个世纪之后扬州艺术家郑板桥也担任过这一职务。在18世纪70年代乾隆皇帝发动的文字狱当中，死后的周亮工被称为“二仕官员”。他在1645年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一年之内又转任淮扬道，然后调往福建，1647至1654年间在那里担任过一系列省级职务。然而到了17世纪60年代，他连续在山东和南京任职，赴任途中沿着大运河上上下下，经常回到扬州。 进入清朝以后周亮工最初的文学活动，提供了关于前明臣子的写作冲动的一个极好例子。据记载，周亮工还在扬州时，“闲暇时多在船上随意作画”。这些画册为我们提供了灵感，由此可以了解画家的生平、作品自身的历史，以及周亮工以画作题跋形式表达的思考。1646年，当他还在扬州或者更北边的淮安之时，即已开始撰写其著名作品《谈画录》，这是一部关于17世纪艺术和艺术家———包括清初作品———的重要而隐秘的记录。一位为该书作序的人将其起源简单地归结为周亮工对艺术感兴趣，但从1646年这一起始时间来看，他其实是在进行一项意味深长的净化工作，即记录直至1644年为止的当下。1645年，周亮工忙于组织安葬扬州屠城之后的满街尸体。他肯定在闲暇时光乘着小船去过城外一个当时称为保障湖的地方———从城墙很快就能走到那里，但却看不到城墙内的劫后惨状。画页中这位静默的清朝士大夫坐着小船思索画作躲避波涛汹涌的现实这一图景，也许可以跟明朝遗民王方魏伏案沉浸于《易经》的形象相互映衬。士大夫和隐士由于忠义姿态的不同而区分开来，但在对于过去的关注上，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在更长时期内与扬州保持着更密切关系的是王士祯，关于他在清初扬州的建设方面的贡献，梅尔清已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是1658年进士，1660年被任命为扬州推官，担任该职直至1665年。王士祯作为一名官员的经历，为我们了解清初扬州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一些线索。1645至1660年间，扬州积欠税银2万两，由此导致对逃税行为的追查。王士祯来到扬州时，发现监狱里满是被起诉者的亲属，“形容憔悴，脸色苍白，镣铐叮当”，仅仅因为被牵连而受罪。他在扬州的成就之一是提出了一个方案，加上盐政和民政官员的配合，欠款由此得到了偿还。 此外，该地区依然存在着军事上的动乱。王士祯抵达前的一年，长江口岸瓜州和仪征———距离扬州都特别近———遭到了郑成功所部的攻击，这提醒人们王朝之间的战争仍未结束。惊恐的扬州居民散入周边腹地，过了好一阵时间以后才返回城里。汪楫家族或许可以作为例子。当时汪楫举家迁往东边的泰州，在那里至少住了三年。王士祯来到扬州时，正好赶上这场攻击引起的一些刑事案件，并获得了公平处理被起诉者的名声。1661年———顺治朝最后一年，这些案件在南京审理，加上其他许多官场事务，在扬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