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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处理被起诉者的名声。1661年———顺治朝最后一年，这些案件在南京审理，加上其他许多官场事务，在扬州任职的王士祯于是多次跨过长江，往返于南京和扬州之间。 王士祯在江苏境内长江南北的旅行提示我们，官员在促进跨行政区和远距离的绅士社会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通过他的文学活动追寻他的行踪。1661年正月，他经由无锡前往苏州，这是他首次来到这个著名的南方文化中心、晚明东林党和复社圈子的基地。他根据太湖边上的渔洋山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渔洋山人”，这个名字最初见于在仪征撰写的一部著作，次年秋天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同一年，他在著名的南京秦淮河边呆过，该地以名妓和文人圈子而著称。他也去过江北的许多地方：北至高邮、淮安，然后跨过淮河；东自高邮至兴化，并从扬州直接往东去泰州，往东南去如皋，在那里见到了冒襄。这些地方都载入了他的诗文当中。 王士祯的文学活动起到了将扬州重新绘入中国文化地图的作用。他那些关于扬州的诗文具有典型的地形学特征，其出发点是某个镇、寺院、水道，或者是他正在参观的某个场所。这些诗文的唤起能力远远超出了其中的视觉和情感因素。他的诗文与其诗歌理论一致，充满了典故（“典”），能够通过间接涉及久远的事情（“远”）来反思过去和现在，这种策略使这些地方本身重新获得了某种由于王朝变迁而被危及的历史意义。“波绕雷塘一带流，至今水调怨扬州”；“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髯公三过平山下，白发门生感故知”；“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王士祯大量征引和解释唐朝诗人杜牧、杜甫、王维的诗歌，用这些诗文重新绘制扬州的地图，反复回到扬州历史上的主要图像：5世纪时鲍照的赋中描绘的城市废墟、杜牧在一首诗中最先描述的二十四桥、雷塘附近的隋炀帝陵、12世纪欧阳修（1007—1072）曾经在此修建过一座寺院的城西北名胜平山，以及史可法衣冠冢所在的梅花岭。 王士祯还在诗文中记录了自己跟扬州遗民文人的联系：为陕西诗人孙枝蔚的画像题词，阅读四川诗人费密诗作之后的感想，给扬州本地诗人宗元鼎的献辞，给返回黄山老家的徽州诗人孙默的一首告别诗，等等。这些诗文更直接地指向王士祯在清初扬州文学生活中的主要贡献———他积极培养诗人，为该城在17世纪后半期崛起为全国最重要的诗词中心奠定了基础。这项事业也具有地形学意义。王士祯任职期间，扬州最著名的两件文学事件就是在红桥上举行的诗会，这座桥位于城西北不远的瘦西湖南端。该桥建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年间（1628—1644年在位），因而不具有多大的历史意义，但在王士祯任职于扬州之后，“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何在＇矣”。王士祯自己在红桥创作的诗文，也确认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 王士祯在扬州的活动记录，异常确切地显示了一名清朝士大夫和一位遗民诗人之间可能发生联系的背景。他想找到扬州兴化县一位名叫李沂的诗人。明朝覆亡时李沂辞去官职，和一位堂兄弟在兴化成立了一个诗社。王士祯听说此人后，专程从扬州到兴化去拜访他，路上走了两三天，带着十足的官威来到他的门前。李沂只是表示了歉意，却拒绝见他。王士祯尊重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用强。 王士祯与吴嘉纪的交往取得了更大进展。关于如何与吴嘉纪相识，他写过一篇文章： 予居扬州三年，而后知海陵吴嘉纪。嘉纪贫士，所居濒海斥卤之地。老屋败瓦，苦竹数亩蔽亏之；蛇虎蒙翳，鼪鼯啼啸，人迹昼绝，四方宾客之所不至。嘉纪苦吟其中，不求知于人，而名亦不出于百里之外。广陵去海陵百里，嘉纪所居，去海陵又百里，虽见其诗，而无由见其人。一夕雪甚，风籁萧萧，街鼓寂然，灯下捡箧中故书，得嘉纪诗，读且叹，遂为之序。明次，遣急足驰二百里，寄嘉纪于所居之陋轩。嘉纪感余意，为余束舟一来郡城，相见极欢。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重写扬州（2） 正如王士祯文中提到的，周亮工在自己之前就认识了吴嘉纪，汪楫认识他甚至更早。王士祯雪夜批览的诗作手稿，实际上是周亮工在1663年给他的，当时周亮工正经过扬州前往山东。周亮工也是从汪楫那里知道了吴嘉纪的名字，后来资助了这些手稿的刊印并为之作序，王士祯和汪楫也为之作序。因此，吴嘉纪的名声建立在一个有影响的清初士大夫圈子这一坚实基础之上，并有赖于17世纪中叶在扬州地区的交往，他的作品在18世纪末被收入《四库全书》，其声名由此得到确认。 士大夫的友谊和赞助对吴嘉纪的诗产生了影响。他积极参与扬州的文人结社，尤其欣赏孙枝蔚、孙默、汪楫和汪懋麟———这是一个遗民和清初年轻学者的混合圈子，其本籍多在外地。与汪楫一样，汪懋麟也出身于扬州的徽人家族，并与汪楫一同在北京参与明史修纂工作。吴嘉纪被介绍给二汪家族圈子，尤其是汪楫家族，在婚丧寿诞等场合为其提供诗作。与数不清的扬州徽人之间的离别诗，证明他有一个广泛的熟人圈子，这显然是与汪楫交往的结果。吴嘉纪多次来过扬州，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尤其是“名胜古迹”。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为芜城、隋炀帝墓、平山堂、史可法墓等场所写下了一系列诗作。1665年王士祯离开扬州时，吴嘉纪也是出席在禅智寺为他举行的告别聚会的诗人之一，这个地方在城北数里之外，已经由于杜牧和苏轼的诗歌而变得不朽，从此又将因为与王士祯的联系而被人们记住。 因而在多种意义上，扬州为遗民学者和清朝士大夫提供了一个汇合之处。这既是他们得以见面的一个地方，也是在知识共同体和共同情感的表达基础上激起回应和反思的一个地方。王士祯在与遗民交往的同时也为清朝效了力，这样就把明朝臣民坚决纳入了清朝的领地。实际上，他对这座城市本身也是这样做的，为这个明朝灭亡的象征注入了某种生气勃勃的文化意义。这种成就在他举办的诗会上体现得最明显，它们起到了将红桥嵌入地形词典的效果，扬州正是由于后者而被视为一个文化场所。 王士祯在扬州的活动几乎为孔尚任（1648—1718）所复制，后者是他作为扬州诗文的士大夫赞助人的继承者。他们两人只在晚年见过面，那是在17世纪90年代，当时他们都在北京，但孔尚任很久以前就是王士祯的崇拜者。他们都来自山东省，加上都对诗文感兴趣，这为他们提供了自然的联系和适宜的交往背景。孔尚任1686年来到扬州，走在扬州的大街上，他仿佛感到这片土地因为自己那位杰出的前任的脚印而变得神圣。孔尚任在扬州的文学活动与王士祯非常类似，这显然是有意模仿的结果。 像王士祯一样，孔尚任也拥有某种似乎与持续的文学活动不相容的官职，假如不是因为整个官员任命制度都以学术成就为依据的话。这位孔子后裔在1684年康熙首次南巡期间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随后被授予河道管理系统中的某个职务，帮助监督江北水利系统的修复工作。这使他即将在该地区到处旅行，出于职责的要求，他从扬州前往泰州、兴化、高邮、宝应和盐城，这些地方完全或者部分位于地势低平、易受洪涝的下河地区。结果，他结交的地方文人圈子甚至比王士祯的圈子更加广泛，尽管这两个圈子有所重合。王士祯结交的许多遗民都还健在，包括徽州画家查士标和戴本孝、当地诗人宗元鼎和宗元豫、如皋遗民冒襄，以及南京画家龚贤。吴嘉纪卒于1684年，但孔尚任将他视为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三位榜样之一。 孔尚任与这些遗民的社会交往，包括1686和1688年的重要文会，在该城另一次诗文活动高潮中得到了反映，帮助确立了扬州作为康熙朝最重要的诗文中心的名声。他自己在这几年间创作的诗文被其遗民同好编辑起来。与王士祯一样，他在诗文中记载了扬州的名胜：雷塘、梅花岭、平山堂、二十四桥和芜城。可到了这个时候，清朝的扬州已经有了某种自身的历史，在一首题为“红桥酒家”的诗中，孔尚任吸收了由王士祯开创的新一轮历史典故： ＇红桥酒家位于＇小秦淮水上，王院亭司李宴游处，有冶春词，人多诵之。 红桥新有名，买醉人出郭， 司李词句佳，市酒都不恶。 在这几行文字里，孔尚任有效地将王士祯时代的扬州表述为某种历史。刚刚消逝的过去不再是明朝，而是孔尚任自己的青少年岁月。当他写作那部为自己带来巨大声名的戏曲《桃花扇》时，他已经能够清晰地记录和埋葬那些更加遥远的过去。 从年轻时起，作者头脑中就在孕育着将南京南明政权的最后岁月写成戏剧，这个想法在1699年得以实现。早在1708年刊印之前，这部作品就得到了广泛流传和上演。据说康熙皇帝很喜欢它，曾经对南明皇帝的境遇叹息不已，他空有一番抱负，但周围却是阴谋诡计和道德腐败的大臣。康熙1684年南巡时曾经路过的扬州，作为史可法抵抗之处在剧中短暂出现过。孔尚任没有停留在屠城这件事情上，但该城在南明事业中的坚定位置在第35场结束之处体现得非常肯定，剧中史可法挥着血泪说： 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孔尚任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完成该剧的兴趣越来越小，只是出于同好的督促才写完这部作品。他重新提笔写作该剧这一事实，既显示了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时间流逝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他自己年龄渐长的重要性：1698年他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岁生日。岁月和环境已经远远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