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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此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
不惜牺牲自己的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
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
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
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
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
成为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是顾准临终的一
天。由于癌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
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
扎着用手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
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
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
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
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
“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结果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
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
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
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
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
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
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
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
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
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
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
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
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样立志
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
号。
现在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既然旧体制下当权者往往用所谓的“整体利益”压制平
民百姓的发展个性和增进物质福利的要求，我们今天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一己
私利为依归，把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认人的价值化为对金钱价
值的顶礼膜拜。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时尚。以损人利己
为荣，以不择手段地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主义和公共道德弃若敝履，把靠掠夺公共财
富起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者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
正当的经商牟利同弄权“寻租”混为一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人生第一要义，
利己主义被说成是时代的思想旗帜。的确，顾准也说过，有一种个人主义曾经是历史上
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过，顾准所认同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主义，而是“像布鲁诺那
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
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
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党的基本标识每个人都能够
‘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
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由于个人利己思想恶
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
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
明，……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
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
不，有点迷惘了。”并使（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
决不是全称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人民大众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的要求显
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
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
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
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应当说，顾准就是这
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
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
顾准的最好纪念。
序一 智慧与良心的实录
李慎之
这不是一本“好看”的书，因为它本来不是让别人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真
的被人看到，那对作者来说，只能是“罪上加罪”。但是，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实录，一
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
当然，在那高唱“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日子里，决不会只有一个顾准，然而却只有
他留下了这样一份断断续续的日记，而且正如有人所说，“只因为他的思想变成了铅
字”，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本来没有什么人的日记能有什么主题，但是时代却逼迫顾准的日记有十分突出的主
题。
首先是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请看：
刨红薯，民工过路，歆慕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
一个新发明，红薯藤磨粉。（1959年１１月１３日）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
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
可怕的。（1959年１１月２１日）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
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1959年１２月１５日）劳动队
的肿病一下子在一个月内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1959年１２月１７日）（跟公
社比起来）劳动队还是天堂。（1959年12月27日）（蔡璋）说，南山粮多，现在农村流
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
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来。
（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５日）死人已知柳之弟、杨之女、刘之父。（1959年１１月２７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个。（1959年１２月１７日）够了。
“饥饿——浮肿——死亡”这是一条规律，今天四、五十岁上下的人应该都还能记得的。
正因为这样，顾准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自己如何想办法搞东西吃。一条胡萝卜，成了
“宝中之宝”（读者要知道，这是斯大林对粮食的称呼）。有几次他吃饱了，就高兴得
大写“痛快之至”。其实那个时候，不少人都已到了生物本能的极限，按照生物本能活
着。然而顾准却还没有停止思考。
日记的又一个主题是改造。本来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唯一的目标就是“改造资产
阶级思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顾准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写笔记”的字样，就
是写所谓思想改造笔记。但是那是写了给人看的，被顾准称为“苦刑”。真正的思想改
造笔记就是侥幸留下来的这几本日记和后来收在《顾准文集》中的那些笔记、信件和论
文。从这份日记中间，后人可以看到改造是怎么回事。
改造右派的方法是全国统一的，就是“右派斗右派”，正式的名词是“自我改造”，
或曰“自我教育”。让你抛妻别子，到农村中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根据毛主席著作，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错，这话是十年以后才由林彪提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
把早在劳改队实行的那一套推而广之而已）。不要怕斗不起来：在每一个人面前都虚悬
着一个“摘帽子”、“回到人民内部”的目标；对本来是党员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早
日回到党的怀抱”的目标，因此改造不愁没有积极分子。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只要
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三种人。在人斗人的过程中，谁斗人最狠，上纲最
高，谁就是改造得最好，可以被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