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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三种人。在人斗人的过程中，谁斗人最狠，上纲最
高，谁就是改造得最好，可以被评为“一类”。当然，你也可以埋头干活，缄口不言，
然而那样问题更大，叫做“抗拒改造”，得到的反应首先就是“打你的态度”。总之，
非要你开口不可，不开口是办不到的，而只要一开口，那一定又有岔子可抓。这样连续
不已的斗争就叫做思想改造。从改造本身的逻辑讲，可以说是没有改好的一天的。但是
毕竟又每过两年总有一部分人“摘帽子”，“回到人民内部”。这个秘密就是管理右派
改造的当地领导的心意。在顾准所在那地方的术语，这就叫做“接上头”，从日记中，
可以看出顾准是很下了一点功夫研究如何能“接上头”的。请看 1959年１２月８日的
日记：沈（场长）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靥迎人的政策的结果。
我近来每次看到沈必打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但是顾准也未免天真了些。他不但是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曾经当过“首长”
的人，要想真的同农村管改造的基层干部“接上头”，谈何容易！只靠笑靥迎人地打招
呼顶多只能使改造者一时心理上满足一下而已，至于摘帽子，没有上边的点头，莫说属
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的改造，就是四清运动时挨批挨斗的村干部要“下楼”，文化大
革命中的走资派要“解放”，都是办不到的，这就叫做“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顾准
虽然自以为“接上了头”，可是到回北京还是没有摘了帽子。不过，千千万万的右派，
又有几人能免于这样的诱惑呢？当然顾准后来也明白了，摘帽子只是一种“政治需要”。
要应付天天晚上的改造会，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顾准不能不想出一些可以供批判又
没有太大危险的“话把儿”，以免“冷潮反而招致“斗态度”。他给自己选定了两个
“话把儿”：一条是“架子”，一条是“人道主义”，说实在的，这也是当年许多右派
分子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大致可以过去，前后也能一贯”
（见顾准1959年11月10日日记）。
照常理推想，顾准这样出身贫寒，做过地下工作。又曾在解放区长期工作的老党员、
老干部，一旦成为人下之人，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架子了。事实上，他早就明白自己的地
位，下放之初就说过“我根本不鄙视”其他右派分子，“因为我也不过与他们处在相同
的地位而已”。但是他现在是“北京来的干部”，历史上还当过几年“首长”，这个
“架子”就像他鼻子上的眼镜一样是永远脱不下来的，哪怕他下定决心始终“笑靥迎人”
也罢。但是这总比“抗拒改造”、“腹非时政”——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要好多了。
顾准给自己留给人家批判的另一个“话把儿”是“人道主义”。从日记中看不出顾
准是怎么检讨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然而不难想像无非说自己心肠软，斗人不够狠，站不
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已。比如说，明明饿死不少人了，但是还是要肯定“粮食问题是思想
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见顾准1959年１月１４日日记）。如果倒过来说，那就是“大是
大非”的问题了。
这样的改造给予顾准的是时时袭来的“心头一阵阵绞痛”。请看：我基本上学会了
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５９年１１月１０日）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
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
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1959年１１月２３日）在这种情况
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６０年１月１５日）何（祥福）学好了，还是
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５９年１月１５日）水库六个月，赵淑仁学好了还
是学坏了？学坏了啊！
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
说谎话。
下放干部是有许多人学好了，这是他套社会责任感的宗教仪式的效果，其背后也有
客观的物质基矗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来此是朝圣式的消除肉欲。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在等
待他们。否则，饥饿也会促使他人相食，卖Ｘ，说谎，拍马屁，害人自肥的。
真是心头一阵阵的绞痛。
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付出的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
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５９年１月１５日）小组通过思想总
结，六个右派中，彭楚南和李宝仁二人未通过。彭楚南是不暴露思想，李宝仁是顽固。
李宝仁的顽固是不相信丰收。这个姑娘很愚蠢，然而是可钦敬的愚蠢。（５９年１月１
６日）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
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
（５９年３月１６日）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然而，许多人甚至不
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记里，顾准已经下定决心要下十年功夫，
研究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弄明白人类的命运是怎么回事。这个计划当然过于庞大而不
能完成，然而我们还是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２０世纪下半期
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
准。”
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在把顾准和他的通信结集出版的时候加了一个题曰：《从理想主
义到经验主义》。这当然是正确的，顾准通过痛苦的改造放弃了对他曾经是神圣的“终
极目标”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
他说：“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
勇气。”
他又说：“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但是正如许多同
志所指出的，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
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他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７
日的日记中已经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苛政猛于虎。”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
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
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
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顾准是孤独的，因为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就是要“孤立”他。即使到临死，他想与
同在北京城里相距用尺的九十老母见一面而不可能。在顾准的日记里惟一引为同道的是
宋庆龄。他在1959年１２月９日的日记中写道：“宋庆龄的和平、进步。正义是正宗的，
目前的妖魔邪气何能持久？”
顾准可谓“时穷节乃见”的典型，但我更希望什么时候，中国能甩掉“时穷节乃见”
这个被视为可贵可敬，其实却是可怕可怜的民族传统，让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
的真实思想的时代早早到来。１９６０年以后的调整时期，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农村改革，
都已经证明，只要稍稍多给人一点说真话的自由，中国虽然人多，吃饱饭还不是办不到
的。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子女的智慧和良心。
总之，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它不属于顾准这一个人，而是属于中国人民永远不
能忘记的那一段痛史。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０日
序二 商城日记
（１９５９．１０～１９６０．１）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晨四时菜园所种白菜（畦菜）
（略）对我的照顾日来杨、何对我照顾备至，前晚要我画表，免我夜工。昨晚要我站岗，
又免夜班。白日浇水少，昨上午我自动要求浇水，因为浇到我的胡萝卜。杨学廉实际上
已垮，也许是接受这个教训，免得在李克征那里交代不过去？
昨晚要我接下班站岗，三点不见人来叫醒，我起身大便，束装上班。现在棚东头小
棚内写写日记。在此以前已巡视一周。
阴雨开始
三天东北风，昨晚起小雨。度又一次连阴已经开始，距上次连阴又是２０余天。
连阴以前，有一个栽菜浇水高潮。从各组抽调一二十人，晚上加班栽菜浇水，加上
种麦、收花生、黄豆，秋收秋播大致已经完成。所剩花生地三块，红薯未收，豇豆也已
摘得差不多。西瓜地白萝卜已经拔完，所剩胡萝卜追肥间苗也大致完成，菜园就是等天
下雨，雨天也没有什么要冒雨干的活了。雨后锄地，追肥，工作量都不大。大粪奇缺。
百多块白菜恐要靠硫酸钡，若３００斤Ｘ０．２５元＝７５元，所费劳动量更少。
预测今后劳动
工地夜班日趋缩短，近来二天九时半人们都回来了。城内扩干会议未毕，会后必须
抓这里的学习。大坝合拢已达安全线，加以原备料已耗用完毕，抢高度时期已经过去。
菜园活也趋正常，所余一个高潮是收红薯，种腊菜，种豌豆，这些土地面积不超过
六亩。已种的菜，当今后气候转冷，日照减弱、蒸发减弱的时候，浇水量也会大减。总
而言之，拼命干的高潮是过去了。
沈场长种菜
近来沈种菜甚积极，村西旧番茄地黄瓜地悉数占去，大白菜昨下午由杨文华砍去，
沈自己在挥锄挖地。有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