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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黄：听龙头讲的，吓得我浑身发毛，可见坏人做不得，做了坏人，想做好人都来不及了。
余三共：什么好人坏人的，你想得太简单了。
老 黄：坏人不就是“共匪”吗？好人不就不是“共匪”吗？
余三共：你又匪不匪的乱说了，不是共匪，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有理想的，共产党比起漫无心肝、甘心被国民党统治的才更是好人。
老 黄：那到处都是检举“匪谍”的标语，我还记得是检举“匪谍”，请拨电话：917777、918888。
或以真实姓名，具函邮寄：
台北邮政第三四号信箱。
还说检举“匪谍”不但可以清除内奸，还可以得到新台币三百万元的巨额奖金呢！那不等于是检举好人吗？
余三共：也可以这么说。
龙 头：自首是自己的事，是检举自己。检举“匪谍”就不一样了，是检举别人，检举自己搞不好要坐牢，检举别人搞不好也要坐牢。
老 黄：有这种怪事？
龙 头：怎么没有？有人为了奖金诬告别人是“匪谍”，有时候也踢到铁板，结果奖金没领到，反倒因为反坐，自己给关进去了。有一个人，我忘了他名字，他忽然异想天开，告起蒋经国来了，他告蒋经国是“匪谍”，因为蒋经国明明留学苏联时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又明明没有办自首手续，所以按照大法官第六十八号解释，做共产党状态还在继续中，是典型的“匪谍”。结果可想而知，他老兄给抓进来了，“匪谍”蒋经国逍遥法外。后来他在牢里感叹说：“我没告蒋经国呀，我告了我自己。”
余三共：这件事说明了：知“匪”不报固然罪该万死，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
龙 头：你说对了，其实知“匪”报了也会大祸临头的例子，种类是很多的。大体说来，也算同类。就是检举“匪谍”以外，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对这些传单与标语，国民党鼓励检举，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去报告。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我举一些实例，给你们见识见识。一个铁路工人，叫卢水旺，是国民党，忠党爱国极了，但他的党国却不鸟他。一次他坐火车从高雄北上，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到厕所小便，门一打开，砰就关上了，大喊：“车上有‘匪谍’！任何人不准再上厕所，路警在哪？快找路警来！”路警赶到时，看到厕所墙上有人用粉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打倒国民党”。这时火车已开到台北站，乘客们纷纷下车，路警本想拦下他们一一侦讯，但车上人太多，拦也拦不住，只好算了。有几名便衣闻讯赶来，亮出派司，询问路警出了什么情况，路警低声附耳，据实以告。特务们也建议拦住旅客逐一核对笔迹，但列车长认为行不通。因为台北车站每天进出的班次甚多，车站里南来的北往的，接客的送客的成千上万，除非将站内的人拦住不准出去，站外的人拦住不准进来，另外还得不让要进站的列车开进，不许待开出的列车开出，否则无法一一核对笔迹。而要如此做，牵涉甚广，除了台北站整个瘫痪外，更会引起全省交通大混乱，兹事体大，谁也负不了责任。何况这段时间，已有不少旅客出了车站，说不定写字的“匪谍”早已溜了。特务们想了一下，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把卢水旺带到铁路警察局仔细盘问。卢水旺不厌其烦口沫横飞地描述发现反动标语的经过，以及当时马上报案以争取时效的反应。但特务们反追问他的生活背景、工作现况暨交游情形等等。从中午折腾到深夜，问得他身心俱疲，声称自己是报案人，能交代的全交代清楚了，要回家休息了。但是特务们说：“卢先生，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你不能离开。”卢水旺抗议说：“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我是报案人，不是嫌疑犯，你们凭什么扣押我？”特务们说：“卢先生，我们不是扣押你，只想了解事实真相。在事实真相没澄清前，你就委屈委屈吧。”结果这一委屈，就是半个月，最后破了案，硬说写标语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卢水旺。在解送军法处前，卢水旺整天痛哭流涕。看守骂他说：“哭有个屁用！你是自作自受，自找苦恼。就算字不是你写的，火车上那么多人，别人不报案，你报个什么案？你呀，这叫多事有事，好心变成驴肝肺。”最后，他被判了五年，“忠党爱国”，爱到牢里去了。
余三共：看这样，只有不认识字不会写字的人可以豁免了？
龙 头：也未必。有个农夫，叫钟金木，六十出头，不认识字。一天在田里看到一叠红色的纸张，他捡回去，跟两个孩子一起把红纸折成飞机，在马路上互相飞着，看谁折得快、折得多。折呀折的，一架飞机飞到警察头上了，警察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简体字，马上奔回警察局，不一会儿，大群治安人员包围了这所农宅，大事搜索，并抓走了钟金木。判决书下来的时候，最后一段说：“姑念被告钟金木没受过教育，又不识字，不知传单内容，故予最轻惩处。”所谓最轻惩处，是判了七年，理由是“为匪宣传”。农夫钟金木一辈子不知道
“匪”字怎么认怎么写，结果飞来横“匪”，还是“匪”到牢里去了。
老 黄：看来还是手写的省事，如真的抓到手写的人，也不冤枉好人。
龙 头：不冤枉吗？我再来一段给你们听。当年发生了有名的“孙案”，就是整肃孙立人将军的案子。由于孙将军做过新一军军长、税警团团长、第四军官训练班主任，“国防部”特别成立一个“一O四”项目，“一”是新一军，“O”是税警团，“四”是第四军官训练班，凡上述三个单位出身又无其他可靠背景的军官，概不得担任主官。有个少校叫陈洪玲的，具有“一”、“四”双重背景，马上由连长调为兵器教官。当军人干不上主官，自无前途可言。不过陈洪玲素性恬淡，兼之教官工作轻松，他也心甘情愿地熬着，希望能熬到退役。有一天，士官学校厕所的门板上，发现了两行粉笔字，写的是“蒋介石带我们来台湾，哪年哪月才带我们回大陆”。于是上面下来严格命令，非要破案不可，好歹也得抓个替死鬼来顶罪。于是有人建议从人事背景不良者着手，把全校官兵的资料一再过滤，结果认定陈少校嫌疑最大。理由是他是“一O四”系统的人。于是将他抓起来，日夜拷问。陈少校晓都不晓得这件事，教他如何招认呢？但上面既然认定是他，不招认也不行，最后以“为匪宣传”的罪名判他十五年。调查时，侦讯人员骗他说：“你不认，案子就结不了，那你就得无限期地关押，接受调查。这样，彼此都没好处，你不如承认字是你写的，写几个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罪名，最多记一过了事。你不是想早点退役吗？记了过，对你申请退役大有帮助。”陈少校为了退役，便糊里糊涂地招了。哪知一判下来，竟是十五年！他不服上诉，改判下来，竟是无期徒刑。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姓钟的士官，在闲谈中告诉同事：“陈少校太冤枉了，字根本不是他写的。”别人问：“不是他写的又是谁写的呢？”姓钟的支吾以对。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小报告打上去了，姓钟的被保防官约谈。几经折腾，他坦承“字是自己写的，与陈少校无关”。当姓钟的被送到看守所，并将实情告诉陈少校后，陈少校认为这下子应该平反了，于是连夜写诉讼状，申请再审。状子送上去两三个月，仍无下文。他每天焦急地等着，三个月后的某一天，一位上校到了看守所，把陈少校喊到办公室，先客气地和他闲聊，盛赞陈少校是爱国的好军官，接着谈到主题。
上校说：“身为军人，就该有牺牲奉献的高贵情操。这件案子，不错，你是受了很大的冤屈，但已经二审定谳，没法子改了。如果硬要改，你知道，上自政战主任，下至保防人员，都会受到惩处，为了你一个人，而连累大批干部，我们不能这样做。在‘国家危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会牺牲的。所以我劝你，不必再申请再审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设法放你出来，至于你的冤屈，我只能说一声抱歉。”陈少校刚想站起说话，那位上校立即抬手制止道：“我明了你的心境和痛苦，我再说声抱歉。卫兵，把他带回去。”三天后，他被送到泰源感训监狱，又过了不久，姓钟的也被送至泰源，被判了八年。陈少校的案子自然无法平反，破案奖金早被有功人士瓜分掉了，事后抓到姓钟的，大伙又可以再领一次奖金。一案双破，一鱼两吃了。
余三共：听了龙头讲的这些检举“匪谍”、检举反动传单、检举反动口号的故事，都是扯到了别人反动才出事的，有没有扯到自己反动的？
龙 头：怎么没有？傅积宽傅胖子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双十节”的上午，被派公差到蒋介石官邸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下蒋介石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介石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胖子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一下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一下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
老 黄：人不能喊自己万岁？
龙 头：可以喊，但是要自己一个人光着屁股在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