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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怀疑，就某方面而言，我们家，就像是个疯人院。
要是闯的祸太大，姑妈就要亲自跟父亲说，然后是父亲亲自教训。
怎么打都不在话下了，更让我忘不了的是，父亲说，要一边打一边叫我数数儿，该打一百下，就按倒了一下一下地打，要脱掉我的裤子来打。挨打的我要亲自数数儿，数错了就重打。但是并没有真的实施过这样的打法，然而便是这么说说，也没有把人当人。有一天到了天堂或是地狱，遇见父亲的话，我会说出那一句来不及跟他倾吐的言语：
“爸，那不该是你讲的话！”
有一阵子，父亲的床底下总是放着打算用来收拾我的藤条，看到那一两根藤条棍棒，就觉得在他心目中我只是个畜牲。在天堂或是地狱，只要能遇着父亲，我还要跟父亲说：
“人，应当做人的父母，不该当畜牲的父母。”
这一部分，我至死也不妥协。但是你要是问我，为什么不在父亲在世的时候说？我只能回应，后来我发现他已经一天天地衰弱了，更苍老了，俗务不断纠缠，我照应他都来不及，哪有机会谈这个？面对那样的生命，天生的不忍之心油然而生，只得作罢。然而这可不是说，我同意他们过去加诸我的行为。
姑妈打我的时候，一定要我说出下次不敢了，或是说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读书等等才罢，要是我哭得厉害，她一定逼我自己亲口说我真没有觉得委屈才罢。这其实跟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又有什么不同？她从不看戏，看戏的话，她会常常看到她自己，那些个酷吏。而且，把小孩的自尊心摧残殆尽，这又是什么家教？我如果有一点点教养，自己也有不小的功劳，未必都由家庭长上而来。
也许有人会想，因为你不是谁谁谁的孩子，所以他们这样地虐待你。说真的，未必如此，我的大表妹挨打的次数一点也不比我少，劲道同样的重。她偷了钱，就会放一点在我的抽屉里，这么一来，我就陪上一顿打。姑妈不是不爱我，几十年后，小表妹跟我说，当年，她从报纸上读到了我的作品，就会去买了好几十份报纸，挨家发放，引以为傲。我去纽约看她，事先没有告知。当时她病在床上，灯影黯淡，见了我如梦如幻，一直掐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做梦？接着抱着我放声大哭。她真的爱我，我常常想，她爱我也许更超过爱她自己生的孩子。但是，她总是以她深信不疑的方式来爱你，让你吃不消。年纪渐渐大了，我终于明白，要爱一个人，一定不可以用对方不会同意的方式去爱，否则与恨无异。爱谁都好，至少得让对方同意你的爱法才行。人间许多悲剧，不是没有爱，而是爱得太专横，太霸道，爱得跟冤冤相报没有两样，人生苦短，何必如此苦苦折磨？
一九八八年，我到了北京，见到了四十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在一次闲聊中，提起小时曾经挨打，只这么说了一说，八十岁的母亲登时声泪俱下。我这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个不忍打我的长辈，只是缘分太浅，无由相聚罢了。
多年以后，我终于想清楚了，父亲也好，姑丈、姑妈也好，他们以为打我是给我惩罚。做错事就该有惩罚，天经地义。我却有了自己的定义，他们给我的不是惩罚，而是凌虐，惩罚该有轻重，讲求效果，他们哪里做过这样的评估检讨？没错，他们加诸我的是凌虐。
我的童年总共只有三个长上，父亲、姑丈、姑妈，记忆中没有享受过什么慈爱。棍棒之下出孝子？别扯淡了！我庆幸没有让在这个世界上我仅有的血亲长辈给打得屈服了，幸好心智一直健康无碍，天生的好学深思没有折损。我还是我，没有让他们打成他们要的什么样的孩子，多么庆幸我依然读我自己想要读的书，从来没有因为是个功课差、不列名又留级的学生而自卑自贱。我知道他们为了我好，但是却用了我无法接受的方式。我知道他们活着也不容易，但我却从来没有同意过，这就可以成为打孩子的理由。
现在我也老了，经历了一些人与事，一向最爱的就是小孩子，每次看到小孩子排着队过马路，或是老师带着在美术馆参观，我就什么也别看了，只会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孩子出神。孩子们多么可爱！每一个都是，而且个个的可爱不一样，便是看一眼也情趣盎然，怎么会有人舍得打他们呢？
据姐姐说，我小的时候好可爱，到老听到这一句话时，我的头发都已经白了好多年了，当时依然暗吃一惊，因为对自己常常挨打，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当年一定非常不可爱。
后来我自己有了孩子，他们开始也要上学了。在第一次跟孩子的老师说上话的时候，我一定会跟老师讲，我们没有教好孩子，请老师多多指教，但是，真是顽劣不堪的话，请跟我讲，我会带回家来自己想办法，拜托千万不要打他们。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有人打我的孩子，不管他是谁，我一定开戒打人，我要为孩子报仇，什么民事刑事在所不顾。那个恳求老师好好地给我打孩子的时代，早就该扔到历史文明的垃圾车里，搅碎了立刻烧个精光。
上学与考试
小孩子所知有限，我要从国语实小转学到其他的省立小学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从青田街到南海路远了些，而且原来管接送的黄包车夫秀桑也不见了。
在台北市，一般的小学是市立国小，大部分学生都依学区分配，只有三所省立小学是要考试及格才能入学，这是我的理解。在国语实小期间有没有考过试？不记得，但是有印象我是班上第十二名。
起先去考的是女师附小，父亲要齐邦媛姐姐带着我去。
习惯成自然，一遇到问题，就会问齐姐姐。考试时，我坐在第一排，遇到了一个难题：那个母鸡的母字，只记得个大概，东南西北怎么摆却搞不清。
抬头一看，齐姐姐正在门口隔着玻璃，跟许多其他家长的面孔重重叠叠的，都看着正在考试的我们呢。我就招招手，要她来帮我把母鸡的母字给写出来。也许是动作太大，齐姐姐十分慎重地进来，我轻轻地问她，母鸡的母字怎么写啊？她没有回应，只顾很客气地问老师说，这位小朋友不会写母鸡的母字，要怎么办？像是她也不懂该怎么办的模样。监考老师随口回答说，那就空在那儿吧。
这倒好，原来不写也可以的，我就什么都不想写了，下面的便全部空白交了卷，早早出了考场，跟齐姐姐回家去。
接着没几天又去考北师附小，记得有一题是要我们从一写到三十，这个倒不难，但是题目下面有一行虚线，一小段一小段的线条，我以为每一截短短的线就该填一个数目，而且三十个数字也该刚刚好填满，可想而知，却是无论如何也兜不拢，搞不清问题出在哪里。单是这一题就费去我大半的考试时间，写了又写，擦了又擦。那一次也是应该考得很差，也许是李伯母跑到学校去说了人情，我记得她去过北师附小，我不相信会为李本京枉驾。我从此就成了北师附小的学生，也就开始了一生中至少有二十年痛苦而漫长的考试生涯。
我一生当中无一日不读书，后来当了老师，也常常在学生面前自我炫耀。这是实话，至今依然如此。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便是学校的书我一本也读不下去，只要不是学校老师要我们读的书，无论天文、地理、科学、文学、社论还是历史，包括报纸上的小广告，电线杆上的招贴，药瓶油瓶果汁瓶酱菜瓶上的标记，无不读得津津有味。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读完了商务印书馆那四册一部的胡适留学日记，读书的地点是今天的二二八公园（当年唤作新公园）的市立图书馆，就坐在走廊边的桌上读，对着夏日的莲池，在逃学中读完了这一部书。建中对面是早年的中央图书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依然逃学去读书，非常方便，有一阵子我在那儿津津有味地读《古今图书集成》，还要特别要求打开锁上了的玻璃橱子，那是我爱读百科全书的开始。为了读私书而让老师责罚，更是不计其数。因此课业很差，差到数度留级，因为我是个手不释卷的坏学生。
什么是坏学生？考试差者也。定义很粗糙，然而无人不信。
上小学时，在开学前注册回家，总是带着一摞教科书，除了数学之外，就会急着把所有的书读过一通，好像一整天就足够读完了。从此，那些书对我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上课又很少听到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无趣，因此凡是教科书空白处，都让我画得满满的漫画，跟很多一页页急翻过去就能看出来的卡通动画，这些都是我在所谓听课时的杰作。教科书于我，只余下如此的作用了。我一辈子爱随手画画，应当跟不爱读教科书构成消长相因的对立关系。一生很不适应做官，其实是怕开会，一开会，我就想画画。很多小小的速写人像画作，都是在开会时的写生产品。大体上说，我不太相信开会能够解决重大问题，反而相信会议搞不好会成为制造问题的所在。我看到更多的人以开会之多寡为自我标榜的虚荣，好像没有战功的军人的勋章。
不用说，教科书虽然读过，也不记得，教育制度要求的，就是记问，到了要考试，就实在很苦。什么都要记，应该也是教科书不可能多而且厚的原因，一点点玩意儿读来读去地读个不停，真受不了！一个人吃饭，要是规定一小口一定要咀嚼五百下才能吞咽，我想宁可饿死的人一定不少，然而精神食粮居然任其成为恶心的东西，高材生就是不怕恶心的人，这个问题至今也无人顾及，真是怪事。
考前要好好读教科书，老师常常要大家齐声高声朗诵，古人的书有腔有调，自成乐章，平生读书得声韵之快意，唯有古书，那些白话文有什么好朗好读的？特别是那样时时唱高调的时代，真是无趣之至，无奈之至。非得要读出声来不可的话，除了古诗词，都是有气无力，于考试毫无帮助。到了考试当下，眼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