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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天之内，必须三次自己省问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政善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57章）。以正治国，老子有几个简单易行，又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建议。第一是廉洁。贪污是像盗贼一样无孔不入，暗中偷袭的。不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国家，什么团体，贪污是绝对要不得的致死的毒品。老子在讨论“强盗社会”时，列出了七个症状，贪污腐败被列为第一个。因为一贪污，就必定腐败，一腐败，就必定无能。为政者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祛除贪污，必须雷厉风行，也是一天要扫除三次的。绝对不能手软，讲情面，一定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否则贪污是祛除不掉的。不能祛除贪污，别的什么都谈不上了。只要贪污能够肃清，在百姓面前就有了信用，得到尊敬，百政自然迎刃而解，政通人和，顺利成功了。第二是高瞻远瞩，一切都要走在人家头里。在一切事情未发生之前，已经看到了，并且处理掉了。不能等到事情发生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再来研究，再来想方设法去补救。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4章）这就是：预防。美国也有句俗语：“一个盎司的预防胜过一镑的治疗”。以上就是：“涤除（清除污秽）玄览（高瞻远瞩）”（10章）。第三是气势。“营（身体）魄（魂魄）抱一”（10章）。国要有国魂，企业也要有企业精神，这也就是使命。人若没有了使命感，就会颓废自丧。领导者必须是使命的创造者，气是领导打出来的。一个团体若是没有了中心思想，就不能有生存的目的，就丧失了气势，整个团体就可能变成麻木不仁，很多人都会因此沉沦，是谓哀莫大于心死。
“事善能”，善者，果而已。什么是善，就是必须拿出成果来。换句话说，有成果就是善。因此，希望办事要有效率。若要办事必能成功，也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办事的好环境。老子强调绝对不能容忍贪污腐败，就是要给办事人一个好的办事环境。自古以来，有办事能力的人们，多半是有些个硬脾气，不善于贿赂钻狗洞讲人事，或是根本没有条件去贿赂的，因此埋没了许多英雄的才能。而那些有条件，有本领去贿赂，钻狗洞的人们，又刚好没有办事的真实能力。于是，所谓成果都不过是瞒上欺下的假、大、空，都是泡沫。第二，必须有办事的技巧。老子强调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的难事必作于易；天下的大事必作于细。违反了这个原理，事情就很难办得成。第三，必须按部就班，不能急躁。企者不立（踮起脚来站，就站不稳），跨者不行（两步当作一步走，就走不远）。欲速则反而不达。凡事预先缜密地计划好，临事而惧，好谋以成。不然，事情即使侥幸暂时办成了，也必然后患无穷。
“动善时”，就是把握时机。黄石公劝勉张良的话，首重“待时”。他说：时至，则可为帝王师；时不至，则没身而已。（《素书》）。老子劝勉孔子，也要他“待时”。君子得其时，则驾（进）；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退而等待）。（《史记·老子列传》）。这都是：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英雄造时势。譬如，史家称赞张仪，说他是：大丈夫一怒而天下惧，一息而天下安。历史里也有不少人，自命不凡，要做造时势的英雄，搅乱了一番，一事无成，落得个身首两端。黄石公在圯上，折腾了张良一二十天，就是要磨他的性子，然后传授给他学问。如果张良一被折腾，就翻了脸，就证实他不是干大事的材料，历史里也就没有张良这个名字了。火燎毛子，大少爷脾气，颐指气使，即使有大好时机给他，也成功不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磨他的性子。所谓待时，这个“磨”字就是重点。就是自己要把自己装备好，等着，甘罗发早，子牙迟，大好时机迟早一定会来到，毛躁不得。古人有一联：正身以待时；守己而律物。与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是水的一个总纲，两个原则，七个分则。在七个分则里，一分地利，一分天时，三分做人，两分做事。就是保证人的成功之道。老子说：“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62章）。就是说：天子即位，大臣就职，虽然举行拱璧在先，驷马随后的隆重仪式，不如只把“此道”作为礼物进献给他们比较实惠。自古以来，为什么对“此道”重视呢？岂不是说利用它，要求的必能获得，罪过就能免除吗？所以，它能取得天下有识人士的重视啊！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七讲 六个切身问题（上）
（美）张绪通
如果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⒈你还活着吗？抑或只是行尸走肉？⒉你健康吗？抑或是疾病缠身？⒊你是清醒的吗？抑或是污浊低沉？⒋你有人生的目的吗？抑或是在鬼混？⒌你会讲话吗？抑或是信口胡言？⒍你有学识吗？抑或是在盲目瞎撞？其实即使没有人这样问我，我也应该常常问问自己一些问题。不过我可以肯定，即使我问自己问题，也并不一定会一连串问这六个问题。不仅问我个人，也应该问问称为大我的社会。这六个问题都是相当尖锐的，也是很实际的，不是吗？假使有人这样问我的话，我能面对吗？
老子在《道德经》第10章中就问了相似的六个问题。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六个问题，问得很率直，很犀利。世界上最严厉的父母和老师都不一定会问得如此彻底，恐怕只有老子才会这样做。如果只问而不答，没有答案的问题岂不是白问了吗？那么答案应该是什么？这是另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老子在问的时候，就已经回答了。答案埋藏在问题之中，也是世上难见之事。
第一个问题：“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头一个“载”字，意思比较模糊，在唐玄宗天宝五年，曾经为这个字开过“御前会议”，然后下诏，诏曰：“朕钦承圣训，覃思玄宗，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属上文。及乎议定，众以为然。遂错综真诠，因成注解。”所谓“仍属上文”，就是把这个当作语首词的“载”字，搬到前一章书的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当作了语尾词的“哉”字。载与哉两个字音同而字不同，不过在古文里，两者意义上是可以相通的。前一章最后那句话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把“哉”字加在这句话的后面，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哉”！这个郑重其事地改动，似乎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学者们好像并不理睬它。可能他们认为，“载”字放在营魄的前面，并不误事。好像“夫”“盖”“粤若”在文言文中当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语首词”，反而增加了字句的美感。有些学者根据《楚辞·远游》里：“载营魄而登霞兮”王逸注：“抱我灵魂而上升也”，认为“载”具有抱的意义在，把载字照“抱载”的意思解，还是有意义的，大可不必把它换掉。所以这个“载”字就照旧留了下来。还有值得怀疑的一层，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前二十九年，年号是开元。前一半的时间，他倾心向道，听老子的话办事，励精图治，也很有成绩，史称“开元之治”，几与唐初贞观之治媲美。大概是成功来得太顺利，后来逐渐自大，骄、甚、奢、泰的毛病都犯齐了，完全背道而驰。改元天宝之后，荒淫无道，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疯狂了十五年，卒至国破家亡。在他完全背弃老子的教导后，却于天宝五年，在《道德经》里一个不要紧的字上大做文章，诏书中竟自诩“钦承圣训，覃思玄宗”。这是极大的讽刺，舍本求末，欲盖弥彰，现世现报。他是另一个宋徽宗，他比赵佶的遭遇稍微好一点，恐怕是因为他还有个“开元之治”的好处。因此，后人不把他的话当话，不是不可理解的。
“营魄”并不是楚辞注解里的“灵魂”那么简单，“营”是营；“魄”是魄，都是指不同的东西来说的。根据《黄帝内经·灵枢经》第16、18章，对于“营”，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素问》里也有说明。是中国医学里的专有名词，与“卫”并称。简单地说，“营”是在“脉”内运行的；“卫”是在“脉”外运行的。若是以“营”代表血，以“卫”代表气。一个是阴；一个是阳。这是中国医学里《气血学说》的来源和根据。没有“营”“卫”，就没有生命和身体的机能。再进一步说，没有“营”，就没有血液。没有血液，就没有生命，更谈不到身体各部门的机能了，因为身体各部门的机能全都靠血液来滋生供养。它是身体里有形有质的东西，延伸它的意义，可以简称为人的生命和身体。
“魄”的意义，就更复杂一点。根据《黄帝内经·素问》的许多篇幅，把人的精神意识的来源，分布于五脏之中。例如，心脏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所居，主喜乐，亦主抑郁。肺脏是相辅之官，节制出焉，魄所居，主情感，亦主悲伤。肝脏是将军之官，智谋出焉，魂所居，主思想，亦主愤怒。脾脏是仓廪之官，营卫出焉，意所居，主忧虑，亦主疑惑。肾是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志所居，主犹豫，亦主惊恐。这喜乐、抑郁、情感、悲伤、思想、愤怒、忧虑、疑惑、犹豫、惊恐十种精神状态都是五脏功能的正反作用，这是中国医学“五脏中心论”的《精神病理学》，和现代西医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