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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以两个阶段把他们的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在道德层面而言，河内与西贡之间差别实在不大，因此没有必要以意识形态理由去打战；第二，美国坚持作战下去，不是反映其实际判断差劲，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因此之故，一个差不多享有普遍支持的政策在两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即演变成对美国社会本身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很幸运，不需要在其道德信念和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刻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抵抗侵略扩张。然而，南越再怎么牵强来说，也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接替吴庭艳上台的所有政府，都感到被包围；南越将领在此之前于群众心目中并无赫赫声名；一点儿也无心举办选举，试验自身受欢迎的程度。或许有人会说，西贡新统治者比起河内那帮人高压欺凌百姓少一点。事实上，这个主张经常被人提出，但没人把它当真。道德相对主义论，就一个信仰善恶分明的国家而言，根本不能接受。
批评者日益主张，如果西贡不能符合完全的民主标准——他们的心底早已明白，西贡根本做不到——就怨不得被彻底抛弃。时日一久，将近20年来防卫南越所依据的安全前提“骨牌理论”，先是被抛弃，接着遭讪笑。耶鲁大学教授任斐德（ Richard Renfield）提出一份极为透彻的论文。把李普曼批评美国战略上过分扩张以及越战双边在道德上的半斤八两，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因此，结论是战争毫无意义。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党侵略的心情，绝没有它支持保守势力对付社会变迁来得强。
批评者指出西贡许多不当之处，以凸显美国做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1968年，赖斯顿问起一个许多美国人深受其扰的问题：“什么样的目标，使得这场大屠杀变成合情理？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摧毁了越南，又将如何拯救它？”1972年，富布赖特宣布，约翰逊从来不了解“议题不在‘自由人’和‘集权政府’之间，而是在互相为敌的集权政权之间；事实上，（越战）不是一场国际侵略战，直接或间接都谈不上，而是一场反殖民战争，后来转为内战。”
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数千万名观众，绝大多数普通媒体记者原先一辈子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受众。电视还拥有视觉直观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民众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它有心做好，也不能经常保持平衡观点，何况技术上也不可能采访到越共在其控制地区犯下的暴行。电视新闻主播变成政治人物，好比总统那样可触及众多百姓，受人注目，甚至总统出现在百姓面前的频率也比不上他。
战后，美国一直响应领袖的号召，牺牲奉献去协助偏远的国家。在越南，对战后复兴给予极大动力的美国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认为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一种信仰——开始攻击自身，采取道德的焦土政策。随着战争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美国在全球的作为。失去斗志的高层
对美国执行全球政策得当与否的攻讦之所以特别尖锐，是因为它们大都源自大学校园与知识界，涉及在此之前许许多多最忠心维护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理想主义的人士。许多知识界领袖被肯尼迪延揽加入政府决策阶层，当他遇刺身亡，新边疆突然中止，他们大为震撼，后来更因为他们的学生反战示威，而更受惊骇。以何种形式撤出越南，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受到自己学生的压力，许多教授逐渐趋向单方面、无条件撤退。
作为对20年来两党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挑战，反对越战的激进派人士嘲讽反共是过时的观念；林德（ Staughton Lynd）和海登（ Tom Hayden）这两位跑到河内的反战分子说：“我们拒绝再当反共人士。我们坚信这个字眼已经丧失它过去具有的明确内涵。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抽象思想，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政治哲学大师摩根索（ Hans Menthau）也转而宣称美国邪恶不正：“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
就生长在冷战的理论基本上未受挑衅的时代的领袖而言，上述攻讦反对声浪着实令他们惊骇。约翰逊本身是战后两党达成共识的主要参与人士之一，对于他夙所敬仰的知识界的攻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以致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跟学界沟通。哈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到了1966年也一变尖锐批评越战，但稍早他本人曾说：“越南是（美国）全球承诺正正当当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全世界仅有五六个真正事关美国利益的国家之一。如果它真是那么重要，可能值得我方做更大的承诺。”
约翰逊的反应是求助于由杜鲁门以迄肯尼迪诸位前任总统的正统论。但是反战人士而言，这些正统论听来已经过时，甚至言不及义了。他提议无条件谈判，河内领袖置之不理；河内太精明，才不给美国国内骚乱提供安全阀。为了平息反对浪潮，约翰逊逐渐修正他的谈判立场，原先是要求在美国中止敌对行为前，北越必须先撤军，改为采取圣安东尼方式，美方在谈判之前即先中止轰炸行动；从原先拒绝和河内在南越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 （ the National LiberationFront）谈判，改为同意与其个人代表会谈，最后更让步接受民族解放阵线以政治实体身份参加谈判。他甚至还以对整个中南半岛提供经济援助，来诱使北越软化立场。这些行动，每一样都被河内视为不充分而加以拒斥，也被美国国内多数反战人士斥为不够诚意。美国国内大辩论变成在求胜与撤退两者之间两极化；求胜，缺乏战略，撤退，却无政策。
针对约翰逊政府还有一派较温和的批评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员——则主张，以谈判求妥协。然而，真正的障碍不在华府，而是河内。北越共产党斗争了一辈子，不是要以分享权力或减少游击战（他们最有效的施压手段）来求取妥协。北越共产党和一个世代以前的斯大林一样不理解，谈判如何脱离均势去进行？也不能理解，单是谈判又能谈出什么结果？约翰逊一再担保他会有弹性，他不会顽固闭塞，在河内看来，除了言不及义之外，未免太天真！
令人讽刺的是，美国为了妥协要付的代价，跟它为了求胜要付的代价并无不同。河内只有在自认太弱，无法战胜之时才会接受妥协——换言之，要在它被击败之后才会接受妥协。美国只能在战争过后表现温和宽大，不能在战争进行中表现温和宽大。约翰逊政府和温和派批评人士提出来的所有的标准“解决方案”，在河内不屈不挠的决心下，都没有扣住关键。停火，美国人看来是结束杀戮的良策，到了河内的角度来看，却将失去使美国人撤离越南的诱因。成立联合政府，在河内领袖看来，是否终究会走上共党接管，尚不得而知，但必然会使西贡政权苟延残喘。
美国真正能选择的不是胜利与妥协，而是胜利与失败。北越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在于，河内掌握住现实，约翰逊或温和派批评人士都不肯承认现实。河内这帮现实政治的信徒认为越南的命运将以地面军力之均势去解决，不是在会议桌上谈定。
回顾起来，不会有人质疑美国要开启谈判可以不必付出代价。河内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决定谈判，只不过想让美国两党都承诺接受谈判结果。但是河内领袖必须在进入谈判之前，先在军事上发动作为争取上风。这项增进其谈判地位的行动，就是1968年的春节总攻势。每年阴历新年，1968年也没有例外，交战双方都同意在这段期间停火。然而，这一年的1月30日，共军针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由于完全出人意料，他们在西贡境内占领若干重要目标，甚至攻打美国大使馆和斯威特摩兰将军总司令部。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共军据守25天之久。
就军事层面而言，阴历新年总攻势现在被公认是共产党的大败笔。共产党游击队第一次现身，从事公开交战，发动全国大进击的决策，迫使他们在常理之下他们不会选择的战场去作战。美军优越火力几乎把整个游击队架构全数歼灭，这和美军教战手册上预料的状况完全雷同。从此以后整个越战期间，越共游击队战斗力一蹶不振，几乎所有的战斗都由北越陆军正规部队承担起来。
就某些方面而言，阴历新年总攻势证明了美国军事理论正确高明，共产党孤注一掷，接受了美国戗略一向冀求的消耗战，他们的伤亡可能远超过正式报告所披露的数字；他们也可能冀望与美国的谈判能提供一个安全阀。
不过，阴历新年总攻势在心理层面上是河内大胜。美国领袖若是对业已失去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加大压力，情势可能大为改观。回想起来，实在令人唏嘘。如果美国真的强力进击，约翰逊说不定就获致他所提议的无条件谈判，甚至无条件停火。证明就是，约翰逊再度提议谈判，并且依据圣安东尼方式局部中止轰炸行动，河内迅速接受——实际上，不到72小时，河内就宣布接受谈判。
然而，美国领袖已经受够了。这不是因为舆论唾弃他们。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民自认同鹰派，23％自认同鸽派；支持继续轰炸北越的人也有七成。失去斗志的是一向支持美国应该介入越南的大佬、贤达。约翰逊召集一批前朝大佬咨商，这些人大部分是鹰派，还包括艾奇逊、约翰·麦克劳（ John McCloy）、邦迪和狄伦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建议美国中止升级越战，开始清理越战。鉴于河内态度此刻尚未为外人所了解，这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