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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27日，当时影响力如日中天的电视新闻主播克朗凯特（ Walter Cronkite）预言美国将会失败，令白宫大为震撼：
“现在情势比以往更肯定。在越南的血腥经验将以僵局告终。今年夏天几乎必然地平手，将以真正的互有取予的谈判或可怕的升级战事而告终；并且我们能升级的，敌人都能与我匹敌。”
最后这句话可以有相当的疑问；北越怎么可能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可不受任何风险、效益评估之影响？不错，它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更高的忍耐受苦的毅力；但还是有个限度。河内最不会有兴趣的事物就是互有取予的谈判。不过，克朗凯特夸张的比拟却有一部分至当正确：河内的忍受度明显胜过美国。
在此之前一向大力支持政府立场的《华尔街日报》也转向了，质问：事态发展是否已“弄乱了我们原先可驾驭的目标？如果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还有什么可以拯救、保存？”《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还没准备好的话，美国人民应该准备好接受：整个越南事件前景黯淡。”3月10日，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一项越南特别节目的结尾，很快成为普遍的声音，它说：“放下一切争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正视，要摧毁越南才能拯救越南，是否才算明智？”《时代周刊》3月15日也参加进来评论说：“1968年已使得国人觉悟到，在越南获胜，或甚至只是有利的解决，可能已经非此一世界最大强力所能及！”
参议院领导阶层也加入进来，曼斯菲尔德宣布：“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富布赖特也提出质疑：“政府有权不经国会同意，不经国会辩论或审酌，就扩大战争吗？”
在这些攻击的冲击下，约翰逊退让了。1968年3月31日，他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局部中止轰炸行动，一旦具体谈判开始即全面中止轰炸行动。他指出，将不再大量增兵调往越南，并且又重申一再表达的保证：“我们在南越的目标从来不是歼灭敌人。”距离河内违反正式停火协议，对美国基地设施发动猛烈攻击，而且光在顺化就杀害数千名平民只有六个星期，约翰逊就邀请河内领袖参加东南亚经济开发工作，明明白白地暗示可以给予经济援助。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派了50万大军到东南亚作战的美国总统，把撤兵的事交给后继者来负责。
这是战后时期历任总统最重大的一项决策。如果约翰逊不是这样戏剧性地放弃竞选连任，他可以把越南问题呈现在大选中，由选民来评断，争取选民某种形式的肯定。如果他的健康情形不允许他承担第二个任期的重担，约翰逊应该在他剩余的任期中，对河内增加压力，让他的继任人可在选后与国会获致协议，留有最佳选择空间，河内在阴历新年总攻势之后已经势力衰竭，美国在1968年若持续施压，几乎必定能带来远比日后出现的更好的谈判架构。
约翰逊同时决定减少战斗、放弃竞选连任，又提议谈判，可说集所有不利之大成。他的继承人互相竞争保证真正开始，民众已失去方向。河内只以程序性的会谈做交换就获得中止轰炸行动，得到机会让北越人员南下，重建它在南越的组织架构。河内根本没有诱因与约翰逊谈判解决，反而有许多诱因，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的实力与意志。
第二十七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
尼克松的责任
责任落在尼克松政府肩上，带领美国退出她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她第一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可能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很少有其他外交政策任务比此更艰巨；也没有任何国家能经历此一转折而无挫折与痛苦。
虽然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经常被引为美国可以学习的模式，事实上戴高乐花费的时间却大过尼克松政府能有的四年，尼克松只有四年的时间必须终止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战事。戴高乐带领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必须承担起遗留在当地垦殖已经有好几代的一百万名法国垦殖人家之重担。美国要撤离越南，尼克松必须放弃过去20年来，四任美国总统一再声称攸关全体自由国家安全的承诺。
尼克松在冷战以来最分歧破碎的国内环境之下，挑起这令人伤心的担子。即使事隔25年，每一思及美国全国对越南问题的共识突然间冰消瓦解，还是令人心痛震撼。1965年，美国在一片赞同声中专心致志要赢取游击战，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煽动的阴谋，并且于东南亚建立自由体系。两年以后的1967年，同样的作为开始被视为已经失败，甚至还被当做是热爱战争的政客玩弄的变态政策。有一段时候，知识界欢欣祝贺一位具进步意识的青年总统的来临；但几乎是不旋踵之间，知识界已指控他的后任，残暴不仁、一贯撒谎、热爱战争，不顾事实上这位新总统的策略（或至少其策士）基本上都是前任留下来的旧人旧政。到了1968年任期即将届满时，约翰逊除了在军事基地或其他激烈的抗议分子能隔离的地点之外，无法公开露面。虽然他是现职总统，他根本无法出席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越南战争还是国内政治斗争
仅只中止了短短数个月，反越战的激烈风潮又起，甚至在接替约翰逊出任总统的尼克松治下，变本加厉。国内辩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几乎无法解决，是因为公开的意见对立其实无非代表着更深层的哲学见解冲突。尼克松盼望谈判交涉光荣脱身，他所界定的光荣退出就是样样均可，唯有不能把前任美国总统带领的、依赖美国的数以百万计之人民交给北越共产党去统治。他非常重视美国的可信度与光荣，因为它们界定了美国构成和平的国际秩序之能力。
另一方面，和平运动的领袖认为越战可恶之至，因此光荣退出越南听起来就是荒谬可笑。尼克松政府认为国家可能受到的屈辱，在这些反越战人士却视之为国家的救赎作为。政府追求一种结果，能使美国维持其战后保护、支持自由人民的国际角色——而这个角色恰恰就是和平运动亟欲终结的角色，认为它就是这个有瑕疵的社会的傲慢与僭越心态。
就在一代人之内，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十五年的冷战危机。越南显得太难负荷，为它牺牲太难容忍，因为它与美国传统价值和期待太不相吻合。20世纪20~30年代，尼克松和约翰逊还是青少年的时代，美国以自命为超越马基雅维里派的方式处理欧洲事务。到了20世纪40~ 50年代，这个世代长大成人，美国自命受到召唤，要在全世界承担正义使命。美国的确崛起为自由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些人士在60年代到达其政治生涯巅峰时，越南和平运动却冒出来质疑这项全球使命。到了70年代，新世代的美国人出现了，他们不再认为美国纯洁、孤高；他们认为，美国要在世界插手事务，需要先有一段时间专注做好本身的改善，正己方能正人。
因此，新世代就在美国面临整个战后时期最混淆的道德挑战的关键时刻转向了。反战人士对电视画面上描绘的战争残酷镜头深恶痛绝，对美国盟邦的道德地位越来越没有把握。他们相信，一定会有某种方法可以立刻中止这些杀戮，因而情绪日趋恶劣。美国人自命与众不同的例外主义，以其理想主义、天真直率和专心致志，支持着一个伟大的政策；现在都凶悍地转过来要求美国的盟国也要同样完美纯洁，使得美国的抉择泾渭分明，不得含混。若是做不到，它认定美国必会蒙羞，盟国必会失败。
美国道德上的洁癖阻遏了弹性外交。越南最多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伤心的选择。和平运动的直觉冲动就是从那个世界退缩，寻求美国不再自命清白、孤高。或许小罗斯福、肯尼迪或里根这样有领袖魅力的领袖，会有办法处理这种情感。尼克松虽然在其他方面才华出众，在这方面却无能为力。尼克松不像约翰逊，他非常精熟国际事务。他入主白宫时，内心已与许多反战人士一样认为，要在越南获胜已经不可能。从一开始，尼克松就明白命运之神给了他一副吃力不讨好的牌，必须承担起退出这一不得人心的战争的责任。他盼望光荣地执行这项任务，乃是总统的天职。他在情绪上和智慧上都无法处理的是，他所仰慕、钦佩的一流学府毕业生与上流社会成员，却主张走一条他认为美国屈辱失败、且背弃盟国的路线。
尼克松把经常爆发的反战抗议，认为是那些上流社会成员的捣乱，也是他一生中意识形态大敌对他个人攻讦的系列作为。在他的眼光里，越南问题之争议已经变成一场国内政治斗争。追求光荣和平
我们永远无从知道，尼克松若是宽宏大量，是否就能缓和早在他就职以前就已开始恶化的乱象。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激烈抗议风潮已经蔓延全球，法国、荷兰和德国——但是没有一个涉及局势有越南这么复杂的，也没有一个像美国种族问题这么敏感的。尼克松可以说是太不具安全感，也太脆弱，在这段时刻要建立世代沟通的桥梁。
容我们说句公道话，上流权势社会根本没给予尼克松任何援助。说完话之后，他们留下他去面对问题。让美国介入越战的许多前朝政府官员，也与尼克松政府具有共同若干见解。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和前任国防部长柯立福（Clark Clifford）等人，是战后推动两党对外交政策共识的主要人物；正常情况下，这些人士必然觉得在此一危机时刻应该保持某种程度的国家团结一致，对于遭到围攻的政府所提出的若干最低限度能同意的和平方案加以声援。
然而，这些构成战后外交政策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