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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保护“我军的安全”为目的去作战，在战略上而言可谓愚蠢不当。战争本身就冒着安全之险，以确保“我军的安全”为目标，必然变成一句空话。由于杜鲁门的战争目标无非就是诱导敌人放弃其作为——换言之，最多也就是恢复原先状态——它引起的挫折感，加重了求胜的压力。麦克阿瑟不认为僵持对峙是有意义的目标。他极力争辩说，战争升级的危险在起初决定参战时就已种下，不可能因为在军事行动上有所节制就减缓上升的危险；反倒可能因战事迁延良久而增加危险。1951年，麦克阿瑟在一次听证会上坚称：
“你已经介入一场战争，你不能说：‘让这场战争无限期拖下去，我好同时为另外的战争备战。”’
由于他不能接受政府的观点，朝鲜战争必须在避免激恼苏联、使它有借口发动全面攻势之前提下进行，因此麦克阿瑟主张至少要在韩国战场击败中共军队的战略。
麦克阿瑟的方案是：
“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她（中共）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出面谈判停火条件，否则她在韩国的行动将被认为是对参战的（联合国）国家之宣战，这些国家势必会采取必要行动，求得解决。”
麦克阿瑟在不同的时机和场合，曾经主张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大陆、增强韩境美军，以及把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引入朝鲜战争——理论基础是，麦克阿瑟认为这些都是“利用所有军力，在最短时间内，牺牲最少生命，带来公正、光荣和平”的“正常方法”。
麦克阿瑟的若干建议逾越了第一线指挥官的权限范围。譬如，引进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宣战。一旦中国内战转移到韩国战场，国共双方一定要拼到你死我活，非有一方获致全面胜利不可；美国必然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难以脱身。
然而，基本议题不在于麦克阿瑟某个建议适当与否，而是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在僵持对峙和全面战争之间是否有选择？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罢黜麦克阿瑟，这项辩论公开爆上台面。杜鲁门别无选择，只能罢黜一位公开不服上司的司令官。但是他也使得美国又陷入一项主动权操之在敌的战略。做出宣布之同时，杜鲁门再度修正美国的目标。“击退侵略”首度被界定成为，沿着现有停火线（不管它位置在哪里）达成和解——因而制造出一个诱因，使得中共“加强”军事活动，以便取得最佳阵线：
真正的和平可以通过下列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去达成：
一、战斗必须停止。
二、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战斗不会再爆发。
三、侵略行为必须终止。
美国六个月前主张不惜一战追求韩国统一，现在这一主张又被摆到将来再说：
“以这些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将开启韩国统一和全体外国军队退出的大门。”
麦克阿瑟卸职归国，受到英雄式大欢迎，并且出席一系列大受瞩目的参议院听证会。麦克阿瑟以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之间的传统关系为基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多少年来接受的一般定义是，战争是政治的最终程序；当一切政治手段失灵，你就使用武力；当你诉诸武力，控制的均势、观念的均势，涉及的重大利益，你动手的时机，都由军方所掌控。我的确明明白白提到，当人们在战斗中纠缠对抗时，就不宜以政治的名义玩弄伎俩，这么做会妨碍自己人，减少他们获胜的机会，也增加他们的损失。…
麦克阿瑟反对以僵持对峙作为国家政策，有他的道理。然而，他也无可避免地表现出政治性的局限，反对提出任何的政治目标，即使这些目标攸关局部胜利也一样。如果不让外交来界定战争目标，每一项冲突都会自动变成全面战争，在核武器时代，这绝对不容轻忽。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更进一步申论。它不仅不接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还力称除了僵持对峙策略之外，别无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奏效。这时候已经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拉德利将军，界定三种军事方案：
“要么就是撤退、放弃南韩，要么是从事全面战争，目前我们并未投入大兵力，但是我们也可以全力投入足够兵力，把这些家伙赶出韩国。目前我们走的是第二条路线。”
在美国政府中，每当政策方案三案并陈，大部分都会采取中间方案。由于外交决策高官习于将其建议方案摆在有所不为和全面战争两条路线的中间，有经验的官僚明白，如果他们选择中间路线，可以提振其部属的士气。这的确就出现在布拉德利的三个方案之上；只不过“从事全面战争，并未投入大兵力”表达出没有明确目标的政策之两难困局。
艾奇逊以外交辞令证实，美国在朝鲜的目标的确就是僵持对峙。美国在朝鲜的目标是“终止侵略，防止侵略行为复活，并且恢复和平。”艾奇逊没有界定清楚这些字词，径自就反对麦克阿瑟所提议的措施的有效性：“考虑到仅以有限度方式把战争扩及中国大陆，其利弊不言自明，”这位国务卿说，“我们必须衡量与中共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介入的风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及对自由世界盟国团结可能的影响等等”；“很难认为苏联可以无视中国大陆遭受直接攻击”。
如果美国不敢战胜，却又输不起，它有何选择？所有言词说到最后，也就无非是战场前线僵持不下，因而谈判桌上亦相持不决。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总结其所有文武僚属的观点如下：
“我就朝鲜冲突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谨守一个目标：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它将对文明世界带来的可怕破坏。这表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举措，授苏联以口实，以致自由世界陷入全面大战的浩劫。”
认定苏联会随时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正透露美国格外不了解实质权力关系的真味。斯大林并没有在寻求借口，挑动全面战争；事实上，他也避之唯恐不及。如果他刻意对抗冲突，单是在欧洲就可以信手拈来许多借口，在韩国业已发生的军事行动中，他也不乏借口。丝毫不足为奇，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根本没有要挟要参战，也没提到要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审慎狐疑的性格中，没有丝毫线索可以说他是个鲁莽的冒险家。他一向喜以隐讳、间接的手法，代替真正对立的冲突，并且非常小心不愿因触犯美国而发生战争——其理由相当正确，考虑到双方核能力天壤有别，在全面战争中讨不到便宜的是苏联。奇怪的是，美国政府方面全部官员都强调另一类观点。马歇尔声称，美国还需要两三年时间，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布拉德利认为，“我们并未立于最佳地位去迎接一场全球大战”。因此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韩国爆发全面战争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艾奇逊也认为美国需要更多时间，“建立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
为什么在苏联核能力日渐增高之际，美国领袖会认为其威慑力量可以与时俱进，只能以遏制理论的另一个奇异前提来解释。这个假设前提就是，美国势力薄弱（事实上它独占原子优势），并且也认定苏联加强其核武器之际，美国也可以强化其实力阵地。斯大林成功地阻止了美国企图在韩国取得有限度胜利的打算，他利用了美国人自欺欺人的假设，又不用特别做出威胁恫吓的动作。
中共参战之后，美国从未认真探讨有限度胜利的替代方案。杜鲁门政府的基本假设是，不求僵持对峙既不可能，也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没有穷举各种可能的办法。我早先提到的中期措施（沿着朝鲜半岛窄颈部位画线分治，把其余国土由国际监督进行非军事化），如果不被采纳，也可以片面径自实施。中共可能根本没办法防止它发生。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 General MatthewRidgway）也有同样的想法。
麦克阿瑟一口咬定“中共用尽其最大力量对付我们”，可谓正确至极。至于苏联方面，它就必须估量，在美国占尽核优势、苏联经济又衰弱之条件下，美国从38度线推进到朝鲜半岛窄颈部位这一小段距离，是否值得大动干戈，冒全面战争之险？当然中共可能既不默默接受，也不大力抗战，而是在战场前线保持威胁态势。不过，这种情势与日后出现的沿38度线南北分治情形，不会有多大差别。中共的政策一旦为因恐惧苏联借机侵略，而向美方靠拢所主导，它就必然会停止做出任何威胁动作。一旦共产党阵营第一次对美军事挑衅遭受明显挫败，其他的黩武好战派在中南半岛等地区可能就会更加审慎三思，不敢冒进。中、苏分裂也几乎必然加速发生。
1951年春天，美军在李奇微将军率领下发动北伐新攻势，运用传统的美式消耗战术作战。它已经解放汉城，也跨过38度线，对方于1951年6月建议停火谈判。在这个关头，华府下令停止攻势行动；此后，所有营级以上的行动都必须经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杜鲁门政府认为可以借此向中共表示，华府目标并非旨在求胜，因而可以有助于谈判气氛。
这又是一种典型的美式传统姿势。由于他们深信和平是正常、善意的自然状态，美国领袖一向以排除高压强制因素、片面展示善意的方式来鼓励谈判。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谈判中，片面动作只会失去一项关键性的谈判资产。一般而言，外交官极少为早已得到的服务付费——在战时犹然。典型的情形是，战场上的压力促成谈判。减缓这道压力，等于降低敌人认真谈判的诱因，也会引诱敌人拖延谈判，冀求可能会再有片面善意姿态。
这正是朝鲜发生的情况。美军节制，使得中共结束了其部队被美国技术、物质优势压制的情形，不需要冒太大风险，中共就能以军事行动制造美军伤亡，借以扩大美方的挫折感和国内止战的压力。借着这段停火喘息时期，共军方面在险恶的山区建立难以攻服的阵地，逐渐消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