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６�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
　　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此点下文还将讨论。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反复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来完成，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看来都是在为刘裕“驱除”。不过，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与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

　　①　据《文选》卷五八王俭《褚渊碑》注引王隐《晋书》。王伊同《五朝门第》　附世系表误作武帝女。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魏晋杂胡考》一文，考王济年龄与刘渊　相近或略长，怀疑王济拜刘渊这条材料的真实性。但唐先生否定《晋书·　载记》所记刘渊事迹过多，认为是因袭前赵史官的假造，似尚可酌。　
　　①　李憙，上党人。咸宁中秦凉多事，李憙建议“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见《刘元海载记》。　
　　②　八王之乱后期，出于太原王氏的幽州刺史王浚，曾与司马越同抗司马颖，是一例外。王浚父王沉为王昶从侄，与王济血属已疏。王浚在幽州，与鲜卑为邻，遂结鲜卑以自固，因而就站到了司马颖和刘、石的对立面。王浚贱出，无学术，在士族名士中无地位。他后来被石勒所杀，后嗣无闻。参《晋书》卷三九《王沉传》、《王浚传》。　
　　③　据《晋书》卷四二《王济传》，济无嫡嗣，庶子二人均不显。济二弟并历清显，时在中朝。　
　　①　《南史》卷二《宋前废帝纪》，前废帝曾骂其父孝武帝为“齇奴”，拟掘其陵。《通鉴》宋泰始元年，载前废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废帝入庙，指孝武帝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画工令齄之。”胡注：齄，“鼻上■也。”案齄即齇，上引《南史》与《通鉴》之文可证，又见《集韵》平声三麻。废帝言“大齄鼻”，更可证“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严格说来，齇鼻是鼻■而大，俗称酒糟鼻者，《十七史商榷》卷五四“齇”条可参。又，王慧龙“鼻大”，《北史》卷三五本传作“鼻渐大”。　


　　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

　　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政治出现转折。
　　东晋朝廷内部，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桓冲死于淝水之战的第二年即太元九年（384年），谢安于淝水战后未及受赏，于十年死。十三年，谢玄、谢石相继死。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功学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优势了。
　　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它门户取而代之。王导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颖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之例。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王导兄弟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继握权，桓温临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冲代领其众，谢安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这些都是士族慎择人物以图光大门第之例。庾翼临死，庾氏门户中才能出众的人已不可得，乃以子庾爰之代为荆州，引起满朝非议。何充表曰：“陶公（侃），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次子王恬。案导长子王悦先导死）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庾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案指庾爰之为荆州事）。”朝廷乃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事见《世说新语·识鉴》“小庾临终”条注引《陶侃别传》。何充所举事实，特别是王、庾之例，客观上反映了当权士族以宗族门户地位为重，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择子侄之长而有能者继承权势，一般并不特重嫡嗣，因而何充得以引述这些事例来反对庾翼以兵权传子之事。从一个士族门户看来，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个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东晋门阀政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当轴士族换了几家，但门阀政治的格局依旧。看来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颜氏家训·后娶》所谓“江左不讳庶孽”，我疑与这种社会政治情况颇有关系。东晋皇位兄终弟及较多，与此亦有若干相通之处。
　　南渡士族虽重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感匮乏。南渡士族往往是在若干家士族的极小范围内通婚，尽管为了扩大通婚面而不拘行辈，“不讳庶孽”，也不可免于出现生理学上人才退化的趋势。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各家士族都不再见到如前出现过的人才，这显示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门阀政治，以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各家执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这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某些要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作过伸张皇权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图抑制士族权臣。元帝曾用刘隗、刁协以制王导。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导之权，后来又用虞胤、司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当权士族对此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门阀士族，他借外戚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庾氏门户势力，而没有真正伸张皇权。后来，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枢的司马昱，靠周旋于士族名士之间以自固结，成为玄学名士的保护人，所以能够得到士族的支持而长期居位。司马昱居中枢，与其说是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不如说是为了协调士族利益。他最后终于成为士族桓温的工具，屈辱而死。从这些事例看来，当士族尚有力量当道掌权的时候，伸张皇权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胜利者总是当权的士族。皇帝不能选择士族，而士族却可以按自己的门户利益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皇帝。即令是长君在位，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淝水战前的朝廷形势，太抵都是如此。
　　淝水战后，形势起了变化。谢玄北伐，值北方各族混乱异常，北府军胶着于中原，劳多功少；谢安、谢玄面临皇权的挑战，步步退却，谢氏人物日就凋零；其它士族则既无勋劳又乏人物，不足以各树一帜，制约皇权。一句话，门阀士族已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东晋朝廷经历了一个极度衰弱的阶段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努力，似有见成效的可能。
　　太元八年九月，当苻坚军已渡淮，谢安正部署应敌之际，朝廷以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与谢安一起，参录机衡，司马道子政治地位得以提高①。淝水之战以后，谢安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至谢安难于安居建康，不得不出镇广陵以避祸灾。据《晋书》卷八一《桓伊传》，孝武帝召桓伊宴，谢安侍坐，桓伊抚筝而歌怨诗，词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闻歌，位下沾衿①。谢安死，司马道子遂得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原来谢安卫将军府文武，也悉数归入骠骑府了。
　　司马氏以相权辅佐皇权，发挥作用，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权在相当的程度上加强了。《晋书》卷九一《范弘之传》太元十六年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曰：“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宗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这种景象，可以说是东晋建国以来尚未有过。直到孝武帝末年，孝武对权臣防范还很严密。《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场�之流②，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刘惔）、子敬（王献之）比，最佳。’珣举谢混。”这表露了孝武帝对士族权臣的复杂心态：既不得不姻姬相联，又不得不防其僭越。
　　从孝武帝属王珣求女婿事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一，东晋末年的士族中，已找不到王敦、桓温那样才能出众、磊场�英多的人才；二，王珣是王导之孙，桓温同党，曾谓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孝武帝面对王珣指责王敦、桓温，意在表示对王、桓家族凌驾皇室的不满，借以警告王、桓家族；三，谢混风流有美誉，王珣虽与谢氏家族已成仇衅，仍不得不从人望以举谢混，可见门第与风流仍然是考察人物的主要标准，不过必须没有“好豫人家事”之嫌；四，谢混是谢安之孙，谢琰之子，士族冠冕，影响尤深。他后来以党于刘毅而为刘裕所诛，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