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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的伸张，既要排除士族超越皇权的可能，又要借重士族的社会影响以为皇权所用。因此，皇权承认并尊重士族的存在，只是要求他们从属于皇权。从属于皇权的士族，仍可居实权之位。太原王氏自不必说，其它如琅邪王珣，高平郗恢，陈郡殷仲堪等均以高名而任居内外，权势颇高。太学博士范弘之以言论件桓、谢，又不为王珣所容，不得不外出为余杭令。这是东晋末年的情况。入南朝后，皇权得到巩固，情况进一步变化，士族但居高位，享虚荣，难得再有实权了。就士族地位和皇权状况言之，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正是由东晋门阀政治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
前已述及，孝武帝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主要依靠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孝武皇后为太原王氏王蕴之女，王蕴及其亲属自然支持孝武帝。会稽王妃为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王坦之的后人自然支持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原王氏的这两部分，即王蕴父子和王国宝兄弟，均以皇室姻亲而成为东晋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权势分别来自皇权和相权，分别从属于皇权和相权，也就是说，他们都从属于司马皇室，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于是我们看到，以司马道子的相权辅佐孝武帝的皇权，加上主、相的分属太原王氏两支的后党、妃党的助力，东晋朝廷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基本上与汉、晋以来以宗室、外戚辅佐皇帝、驾驭朝廷的格局相同，只不过有以太原王氏为代表的士族权宜维系于其间，还保留着门阀政治的痕迹。东晋政权在孝武帝时，如果不是司马皇室与诸家士族同样腐朽不堪的话，是有可能结束士族凌驾皇权这种门阀政治的格局，而回归于专制皇权的古老传统的。
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还可以从他用儒生、兴儒学这两端得到说明。《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辅朝廷之阙。”《世说新语·谗险》“孝武帝甚亲敬王国宝、王雅”条注引《晋安帝纪》曰：“〔王〕雅①之为侍中，孝武帝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见礼，至于亲信，莫及雅者。”范宁、徐邈、王雅等三人在士族中门第都不很高，都以儒学事孝武帝，与江左前此玄风流煽、名士纵横的情况大不一样。
范宁为范汪之子。范汪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范汪传》谓汪“善谈名理”，但这只是范汪干谒求进的一种手段。范汪一生行事，全在崇儒。《世说新语·排调》“范玄平在简文坐”条注引《范汪别传》，谓汪“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他在东阳太守任内“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他礼学精湛，《通典》载其议丧礼之文甚多。范宁更是“崇儒抑俗”，以为“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乃著论非之，比之于少正卯。范宁有《礼杂问》，载于《通典》中的范宁议礼之作，当系《礼杂问》的遗文。范宁的陈政事诸疏，类似汉代以来儒家论治道的常见作品。范宁先在余杭兴学校，养生徒，史谓“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后为豫章太守，奖学更力。《舆地纪胜》卷二六引章公弼《学记》，谓范宁于豫章大设庠序，远近至者数千人①，“自汉至晋旷数百年间，独得一范宁而已。”范宁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之作，序谓该书系范汪升平未免官居吴，率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敷陈而成，实际上可视为范氏家学著作。范宁子范泰也以博士起家，《宋书》卷六○《范泰传》记其议礼、兴学诸事，正是父祖流亚。范泰从兄范弘之，《晋书》入《儒林传》，颇有抑强臣、崇皇权的思想，因而不见容于士族诸门户。范泰子晔，出继范弘之，《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亦谓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一生在名教中浮沉，卒至诛夷。自范汪至范晔四世，范氏是江左少有的一个儒学家族，而范氏兴儒事迹，多有见于晋孝武帝时者。
徐邈事在《晋书·儒林传》，曰：“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上。逸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有《五经音训》之作，又有《春秋谷梁传注》，在范宁之后。逸子豁为博士。邈弟广除有《晋纪》外，还有《答礼问》之作，今《宋书·礼志》、《晋书·礼志》以及《通典》均有徐广议礼之文。
王雅为曹魏大儒王肃之后，居官“以干理著称”，似乎为学未杂染玄风。王雅后人王僧孺以《孝经》所论者忠孝二事，常愿读之。其人笃爱坟籍，也是经义文章之士，与玄学无缘。
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讲《孝经》，为一时盛事。《晋书》卷八三《车胤传》记其事曰：“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案此年孝武帝始十四岁，其时桓冲已让扬州，谢安居位，讲《孝经》事当为谢安筹划。《世说新语·言语》有孝武帝开讲之前“谢安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胤）难苦问谢”之事，也说明这次讲经，主事者是谢安兄弟。谢安并于此年荐儒生徐邈为中书舍人，每被顾问，多所匡益。谢安其人出入玄儒，居位以后以恭慎自持，企图恢复西晋初年以孝为治的气氛，表示输忠晋室①。这种振兴儒学的活动，与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另一表现，是企图恢复国学。案国子之学，成帝咸康时议恢复，但是如《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之言，“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国学就以军兴而废罢了。孝武帝太元元年，也就是孝武帝讲《孝经》的翌年，谢石又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学校之废，儒学之衰，时间已经很久，恢复起来也非一朝一夕可办。国子学如此，大学可知。至于地方之学，庾亮在武昌，曾下教兴学，并准临川、临贺二郡恢复学校的请求，但是均无成功。地方学校唯一可言的，还是太元时范宁在豫章兴学的成就，已见前叙。
总之，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
皇权政治的逐渐恢复，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① 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其意义参见本书第二二五页。
① 《桓伊传》系此事于“孝武帝末年，嗜酒好内”之下，年代显误。《世说新 语·任诞》“王子猷出都”条注引《续晋阳秋》、《北堂书钞》卷一一○引 《语林》，叙及此事，均不谓在孝武末。《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 “是时昌明（案即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云云，可证《桓伊传》“末年”为“年长”之误。
② 磊场瞬盘爻鲋狻！妒浪敌掠铩ぱ杂铩贰巴跷渥印⑺镒泳８餮云渫恋厝宋镏馈碧酰骸捌淙死诔‘而英多”。
① 王雅出东海郡望。
① 《晋书》卷七五《范宁传》作千余人。
① 东晋穆帝亦有讲《孝经》事，一在永和十二年二月，一在升平元年三月，时穆帝年十三、四年，主其事者为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情况与孝武帝讲《孝 经》相似。
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淝水战后，“昌明（案即东晋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蒏尤甚，狎昵谄邪。于是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云云。《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所录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昏庸腐朽诸事，大抵类此。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但是，司马皇室同样腐朽不堪，徒有伸张皇权的愿望而没有真正的能力。加以异族入侵的压力，由于北方动乱不已而大为减少。在逸乐的环境中，东晋朝廷主相之间又起矛盾，士族人物得以煽扬其间。不论是皇室或是士族，都在这种政治纠纷中更加削弱。尽管皇权振兴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使司马氏皇权在稳定的秩序中振兴，又维持一种稳定的司马氏皇权秩序，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
腐朽的政争，具有王朝末期的特征。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他们在伸张皇权方面成事不足。但是他们的政争却破坏了门阀政治，诱发了江左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进一步探索政争的发展过程，正是为了从纷坛的现象中找到历史的去向，辨认参预政争的各种势力，并且进一步弄清这些势力客观上为一个能够体现皇权政治秩序的新朝代的出现扫清道路的具体活动。
（一）主相相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