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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高氏三代，在纷坛政局中基本上是归属于东晋朝廷一方，没有像刘牢之那样出现戏剧性的反复。但是在桓玄事件中，高氏和刘氏是同步进退，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治漩涡的将门，不知如何自处，行动相当盲目，高氏、刘氏是一样的。他们同是次等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所以刘牢之的反复无常，看来是他个人的失算，实际上也是次等士族的将门这一社会阶层在门阀政治的变化中茫茫然无所适从的必然表现。高氏将门的表现，何尝不是如此？
附带说及，乐安高氏之侨寓江左者，据知尚有高柔其人。《世说新语·言语》“孙绰赋遂初”条及同书《轻诋》“高柔在东”条及注，颇载高柔事迹。高柔字世远，乐安人，营宅于会稽东山畎川，与名士孙统、孙绰邻居友善，并为谢尚所重。《世说新语·轻诋》注引孙统《高柔集叙》谓高柔“家道隆崇”，娶泰山胡母氏女，曾为司空参军、安固令。案此司空指郗鉴，郗鉴为司空在成帝咸和三年至咸康四年（328—338）；安固县，属扬州临海郡。《高柔集叙》又谓“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案何充咸康四、五年为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六年迁尚书令，高柔为冠军参军当在咸康四至六年之间。从高柔婚宦及交游看来，高氏得入士族之列，但非一流门第。稍后出现的北府将乐安高衡与此乐安高柔有宗族关系，可以肯定。但高衡一支是否系由营居会稽畎川的高氏分离出来，尚无直接证据。我们已知以下一些情节：一，谢尚在东时甚重高柔；二，谢尚在成、康时自东出仕，有一段戎旅生涯，穆帝永和初以来长期居豫州西府督将之任；三，西府与北府历来关系密切，谢玄所募北府将有些即是豫州西府旧人。据此类情节推测，乐安高衡或其父兄辈有可能与高柔同居会稽，随谢尚出充戎旅之任，遂留西府豫州；后来谢万的西府兵败溃，高衡率兵流荡淮域，太元初始归北府建制。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此推测如能证实，则乐安高衡与彭城刘牢之经历更多相同之处：同为次等士族，同属于北府中的豫州势力，同为谢氏多年旧属。
刘裕从刘牢之、高素两家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清了道路。《宋书》卷一《武帝纪》载，刘牢之将反桓玄，邀刘裕同奔广陵，刘裕答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案指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刘牢之之甥何无忌问刘裕“我将何之？”刘裕答：“镇北（刘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刘裕有前车之鉴，待机而不妄动，一有口实，就敢于独树一帜，与刘牢之和高素都不相同。桓玄称帝坚定了刘裕以兵相图之心，卒得利用京口环境首倡起事，一举成功。高素和刘牢之作为先驱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② 《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史家多认为是伪托。但此书文词简古，所叙人物事迹多有暗合史实者，可知亦非晚出杜撰不经之书可比。《高僧传·序录》提到陶渊明《搜神录》，当即《搜神记》，则此书在梁代以前即已流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小说家类有考。
① 《太平广记》卷二九四引《幽明录》，暮至京口“来还”作“晨已来还”，“所杀”作“所灭”。
② 例如《真诰》卷一六《阐幽微》及注，谓徐宁死后为鬼官，其孙徐羡之年少时，徐宁“常来形见”云云。
③ 据《宋书》卷三五《州郡志》，魏郡，咸康四年（330年）侨立，隶扬州，寄治京邑（建康）。所以高衡得以魏郡太守戍守石头。
④ 这就是说，谢玄过江北伐时，高衡年老，留在石头戍守，而以子高素（见下考）随谢玄北行。如果是这样，高素南返时必就其父于建康而事司马道子。
① 庾恒，《通鉴》隆安四年五月作庾桓。此据《世说人名谱·庾氏谱》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质恒为庾亮孙，庾和子。
三 道术与政治
在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刘牢之、刘裕以北府力量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在刘裕取代东晋政权的过程中，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以道术为手段，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在进行目的相同的活动。
东晋以来，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这个时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并行不悻，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
宫省上层的佛、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发生关系。就佛教言，《司马道子传》载许营疏云：“僧尼乳母，竞进亲党”；闻人姡枰嘣疲骸澳釆浭衾啵愣沂薄薄Ｊ捅Τ侗惹鹉岽肪硪弧吨钜裟岽肺矫钜粑⑽涞奂八韭淼雷铀捶睿叭ㄇ阋皇保心谕狻保踔烈笾倏暗梦Ｖ荽淌罚彩腔感杳钜糁Υ俪伞Ｕ馐且环矫娴那榭觫佟�
另一方面，道教进入宫省，也影响东晋政治。《真诰》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顾，与时贤多所俦结。”这里“时贤”所指，主要是道教名流许迈、许谧和杨羲等人。《晋书》卷三二《孝武文李太后传》谓简文帝为相王时，曾问许迈以继嗣之术，遂纳宫人李氏而生孝武帝及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则谓简文帝曾使人祈请于道教徒濮阳，于是黄气堕室，遂有孝武。以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结交于道教首领孙泰，是有这种历史背景的①。
佛教与道教同步发展，在士族门户之内往往也是如此。东晋奉道教诸士族，并不排佛，反之亦然。据《郗愔传》，郗愔、郗昙兄弟谄于道，而郗愔子部郗却以佞佛著称，为支遁信徒。《世说新语·术解》谓郗愔信道精勤，因服符水患腹内恶，为他疗疾者却是沙门于法开。王羲之家族世事天师道，但据《莲社高贤传·道敬法师传》，王羲之子王凝之为江州刺史时，其孙年十七，从慧远出家于庐山，称道敬法师。谢玄之孙谢灵运，自婴幼即长于道教环境之中，而谢灵运又笃信佛教，先后与高僧慧远、昙隆、道生等多有交往。刘《隋唐嘉话》卷下还说谢灵运被杀于广州，死前以美髯施诸南海祗洹寺为维摩诘须，寺僧深宝惜之。
东晋时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学影响，彼此抵触无多，与萧齐时顾欢引夷夏观念入于道教，因而出现佛道交争的情况不同。这是东晋时佛道得以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帝王、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乃是平常之事。佛道传播兼及平民，比之玄学仅及于士族阶层者不同，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更长久的活动力量。
但是东晋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也有重要的差别之处，即佛教较重思想信仰，道教则偏于法术②。《高僧传》卷九、卷一○虽有神异诸僧事迹，但时涉东晋者少，并且没有以神异之术授徒聚众之事①。道教则不然。东晋时道教上清诸经尚未流布②，传教者类皆以道术为招引手段。《抱朴子·道意》谓其时“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云云。就此而论，道教在民间，比佛教影响要大得多。当佛道活动于宫廷中和士族间的时候，民间道教以法术相诳惑，团聚了不少平民。在孙恩起事以前二十余年，彭城人卢悚传布道教，事之者八百余家，于孝武帝咸安二年（372年）率徒众三百，由京口至建康，突入殿庭，略取府库甲兵。卢悚，《晋书》卷八《海西公纪》及卷二七《五行志》（上）均谓之为“妖贼”，《法苑珠林》卷六九称“彭城道士”，《通鉴》咸安二年称“彭城妖人”、“大道祭酒”，其为道教首领，自无疑义。《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称卢悚为“徐州小吏”，可知其人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非一般平民。道教由于以道术相惑而具有较大的团聚力量，所以此时企图利用宗教力量聚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是出自道教而不是出自佛教。这种情况，从东汉以来一直如此。刘勰《灭惑论》谓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流毒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③刘勰虽为攻讦异教而发，但合事实。
《晋书》卷一○○《孙恩传》、《宋书》卷一○○《自序》以及《建康实录》卷一○，均谓孙泰之师钱唐杜子恭，有道术，人多惑之，敬之如神。杜子恭以法术结交朝望，由来已久。《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陆纳为尚书令，时年四十，病疮，告杜恭，……恭为奏章，又与云飞散，谓纳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军病，请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案陆纳年四十时当哀帝兴宁三年（365年）；王羲之死，据《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注及《法书要录》卷八载张怀瓘《书断》（中），在穆帝升平五年（361年）。可知杜子恭结交陆、王辈，最晚就在这个时候。《宋书·自序》谓“东土豪家”，“京邑贵望”，并事杜子恭为弟子，可见杜氏在上层人物中影响之大之广。
《异苑》卷七：“初，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人其馆，是夕即［谢］灵运生于会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