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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苑》卷七：“初，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人其馆，是夕即［谢］灵运生于会稽。旬日①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②治，道家奉经修事之处③。据此可知谢氏与杜氏关系极为密切。杜治主事人物“杜明师”，就是杜子恭①。杜子恭原名杜昺，唐以后载籍写作杜灵、杜炯，子恭是其字。
杜子恭死，孙泰传其秘术，一方面交结于朝贵，一方面以道木诳惑百姓。孝武帝末年，孙泰从流放地广州回到建康，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辈交往，影响更大。司马元显屡诣孙泰，求其秘术。《魏书》卷九七《桓玄传》载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曰：“居丧（案当指居孝武帝之丧）极味，孙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孙泰延其驾。泰承其势，得行威福。”这时的孙泰，已经产生了聚众起兵，取司马氏天下的图谋。《孙恩传》说：“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又说：“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聚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孙泰以会稽内史谢“发其谋”而被诛，可见他确有反晋之“谋”，比北府将几经反复之后始有刘裕“造宋”之举，要早几年。可以说，以道教为活动手段的这一部分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蓄谋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取代东晋政权，本来是走在北府将前面的。
孙泰被杀一事，史籍记载颇有歧异。《通鉴》谓孙泰收合兵众，为时所忌，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但是《晋书》卷一○《安帝纪》却说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会稽王世子元显讨斩之。”这两条史料说的是同一件事，歧异处是被杀者一作孙泰，一作反于京口的前新安太守杜炯，而孙泰却也曾作过新安太守。杜炯被杀事无它佐证，当为孙泰之误。但是《晋书》误孙泰为道教世家杜炯，而且标出京口地方，罪名是反叛，似不是一般的鲁鱼亥豕之误，其中似乎有其致误之因，而且涉及政治。为了探求真象，兹据《南齐书》卷五四《高逸·杜京产传》，参考其它资料，将钱唐杜氏数代人物事迹排比如下：
杜子恭 《南史》卷五七《沈约传》曰：“社灵，字子恭。”杜灵即杜昺所改，李延寿避唐讳也。杜子恭以字行。
杜 该 正史缺名。《云笈七签》卷一一一《洞仙传·杜昺传》：“桓冲欲引昺息该为从事，昺辞曰：‘吾儿孙并短命，不欲令仕进’”。案桓冲欲引杜该为州从事，当在冲为扬州刺史的宁康元年至三年（373—375年）之时。
杜 运 刘毅卫军参军。案刘毅初为卫将军，在义熙五年（409年）。
杜道鞠 州从事。案义熙四年以后至东晋之末，扬州刺史为刘裕兼领，是杜道鞠为刘裕故吏。《真诰》卷一九《翼真检》第一《叙录》，谓杜道鞠“道业富盛”云云，是其虽居州官而道教领袖地位迄无变化。
杜京产 字景齐，不仕。京产之名，说明他出生于京口①，杜道鞠或道鞠以上杜氏先辈有居于京口的历史。《真诰》卷一二《稽神枢》第二注，谓杜京产与陶弘景“共有诗咏”云云。杜京产（436—499年）比陶弘景（456—536年）年长一辈。
杜 栖 随父隐居。《颜氏家训·杂艺》谓陶弘景有弟子杜道士，其人不知是否即杜栖或钱唐杜氏族内其他人物。
以钱唐杜氏家世资料与其它资料对参，试作推论如下：
《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曰：孙泰“虽加诛戮，所染既多”云云。前引《云笈七签》亦曰：“孙泰以妖惑陷咎，及祸延者众。”江左各地道教徒因孙泰一案多有株连获罪，或有反抗举动，乃意料中事，而发生过卢悚事件的京口，应首当其冲，震动最大。杜氏家族有居住京口的历史。杜子恭为孙泰之师，孙泰被杀后子恭“忽弥日聚集，纵乐无度”，并作“吾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之语，说明杜子恭涉孙泰案，甚或有聚众反抗之事，而这类反抗必定也是司马元显压平的。考虑这些情况，《晋书·安帝纪》误记杀杜炯于京口，不为无因。不过孙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子恭自卜死期在“三月二十六日”，当指隆安三年。《宋书·自序》记“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晋书·孙恩传》亦记“子恭死，孙泰传其术”。把孙泰之死说成在杜子恭既死之后，恐怕是时间倒错，不足为信。
杜子恭之子杜该，事迹不详。杜该下一辈杜运，杜运子杜道鞠，一为刘毅参军，一为扬州从事，年代在刘裕、刘毅与卢循军作战之时以及稍后。由此可断，杜子恭虽染孙泰之案，但其后人并未参预孙恩、卢循的活动，或虽有所参预而旋即被刘毅、刘裕争取过来。刘裕辈还是要与道教领袖杜氏家族维持良好关系，以减孙恩、卢循之势。
孙恩、卢循起事虽有浓厚的道教因素，但是宗教冲突的成分毕竟不大。在孙、卢的对立阵容中有大量的道教徒，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门阀士族人物以外，还包括极有影响的道教领袖钱唐杜氏。惟其如此，孙恩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随，只有极力扇动宗教狂热以平衡杜氏的影响，因而出现大批的弃婴、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但宗教狂热是难于持久的，所以卢循只有远走广州。自此以后，宗教在卢循军中虽已不起或不甚起作用，但宗教习俗还是保存着的。
以上关于东晋未年道术与政治一节，主要是藉道教流传立说。其实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①，追随孙泰、孙恩、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不过巫觋近于道术，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所以能够诳惑而起。
① 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晋未朝廷之佛教”一节。
① 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本题采陈寅恪先生见解及所用资料，还有数处，不备注。
② 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附录二《道及道教》诸条。陈氏谓汉晋间观念，道即道术，而道术又称法术。
① 释慧皎强调佛门与道士虽均有神异之事，但不相同。其论曰：“若其夸街方 伎，左道乱时，因神药而高飞，籍芳芝而寿考，与夫鸡鸣云中，狗吠天上， 蛇鹄不死，龟灵千年，曾为异乎？”见《高僧传》卷一○。此中点睛之笔， 是责备道教“左道乱时”。佛教徒攻击道教的文章，多有此论点。
② 据《真诰》卷一九《叙录》，道教上清经籍盖魏夫人于兴宁二年（364年） 降真，由杨羲、许谧（许长史）、许翙（许掾）等人写出。许翙子许黄民 （许丞）收集历岁，于元兴三年（404年）奉经入剡，时人多加崇敬，钱唐 人社道鞠数相招致。刘宋以后，经籍始渐传布云云。关于此问题，可参看 前揭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第二九页《道经传授表》以及相关文字。
③ 《弘明集》卷八。
① “旬日”有误。谢玄死于太元十三年（388年）正月。至于谢灵运，据《南史》卷一九及《宋书》卷六七本传所记推之，当生于太元十年，在谢玄死前两三年，并不只于“旬日”。所以谢玄得见灵运于童稚之年，知其聪悟。不过《晋书》卷七九《谢玄传》谓玄知“灵运文藻艳逸”云云，亦不可信，因为二三岁婴儿，何来“文藻”可资判断？
② 或云“谢玄亡”当作“谢安亡”，安亡与灵运出生同年，可释上文“旬日”之疑。但是“谢安亡”又与下文“子孙难得”之意不叶。灵运为谢玄之孙，玄死其家念及子孙难得，是顺理成章；而灵运与安服属已远《灵运曾祖据，与安为兄弟），安死，灵运家似难于萌生“子孙难得”之念。或云“谢安亡”当作“谢瑍亡”。谢瑍为谢玄子，谢灵运父。作“谢瑍亡”与下“子孙难得”语相叶。但史传不载瑍亡的确切年份，终难定案。
③ 黄生《义府》卷下谓“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为治”，并引《异苑》此条为证。据《字诂义府合按》本。
① 杜明师，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一《洞仙传·杜昺传》，其人就是杜昺，也就是杜炅、杜子恭。据云昺字犯李渊父讳，唐人改写为炅，又别作炯。杜子恭以字行，当即此故。本书对杜明师是否即是杜子恭本人，原来未作断语。谢文学先生函示上述高见，并寄赠大作，谨致谢忱。又，据《说文》、今本《玉篇》、《广韵》以及《晋书音义》，炅、炯义同，均读古迥反，当是一字异写。
① 晋人名“某产”者，“某”字若为地名，例为某地出生之人。如《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云云。注“荆产，王微（案当作徽）小字也。《王氏谱》曰：‘微（徽）字幼仁，琅邪人。……父澄，荆州刺史。微（徽）历尚书郎、右军司马。’”《晋书》卷四三《王澄传》：澄“次子徽，右军司马。”王澄曾长期在荆州刺史之任，王徽当是在荆州出生，故名。
① 《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谓杜灵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唐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椎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过归诚。炅为解谢，应时皆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又，《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元嘉初年孟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皈依佛教，也有夸张。
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