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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酒意班尼突然问起了我的家庭，那是我们第一次涉及到家庭的话题。
我仰着头看着璀璨的星空，眼泪顺着脸庞在他看不见的瞬间滑落下来。
我悲伤地说道，我是个孤儿。
我的父亲母亲
我是个孤儿，没有爸爸妈妈，我赚的钱只能自己花。
我是个孤儿，没有爸爸疼，没有妈妈爱，就像一株杂草，在生命里杂乱无章的生长。
1949年10月1日，在举国欢庆的开国大典里，我的父亲出生了。我的爷爷为了纪念那一天特殊的日子，给我的父亲取名顾开典。
我的爷爷是个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直在北京生活，负责那时旧中国向新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那个刚刚结束战争，人们好不容易当家作主的的特殊时期里，党的政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巩固。为了稳定政权，实现经济的全面复苏，国家领导人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最初的那个时代，包括我爷爷在内的5名经济学家被送往苏联深造。
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破裂，我的爷爷从苏联回国。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在□□十年里，我的爷爷被打成了资本主义的走狗，他被打残了一条腿，赶出了北京城流放到福建的一个小山区里。幸运的是，在那里他认识了我的继奶奶，并结婚定居在了那里。我的继奶奶当时有一个女儿，便是我后来的姑姑。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建立中国第一个特区“上海”。随着深圳一夜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的爷爷重新回到了经济研究的领域里去。那一年，我的父亲24岁，正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我的爷爷要他从部队退伍回来，和他一起做经济研究。
我的奶奶死的早，我的父亲一直由我爷爷带大，直到我爷爷去苏联我父亲才被送到了军队抚养长大。也许是因为父子间多年聚少离多感情的疏远和军人生活给予他的巨大安慰，我的父亲当时并没有顺应我爷爷的意愿，而是坚持在部队里当一名军人。
我的父亲当时在中国陆军步兵连里担任一名狙击手，因为精确的射击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他很多时候担任特种部队的后备源，带领整个连和特种部队战斗在最危险的前线。
这些历史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的姑姑从来不和我说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没有见过我的继奶奶，甚至在我8岁前我都没有印象见过我的姑姑。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着最朴实的原始生活，直到后来我的父亲开了个照相馆，变成小资阶层。
23岁的我坐在北京地下一家还没有营业的酒吧里，听着一个叫做叶圣南的人说着那些似乎从来就与我无关的历史故事。
叶圣南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一起在军营里长大，亲的就像亲兄弟一样。他其实算长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只是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太多的沧桑。若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战友，若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我想我一定会替我父亲狠狠的揍他一顿，告诉他什么叫做朋友妻不可欺。
20世界70年代，中国的军事封锁开始被打破，中国开始参与一些国际行动。在一次执行国际任务时，我的父亲替叶圣南挡了一颗子弹，子弹从他的右肩穿过，宣告他神枪手称号的就此终结，也宣告着他的军人生涯就此结束。
在那个临时搭建的救助医院里，我的父亲重新见到了我的母亲。
他们第一次相遇，是我父亲被送到国外深造的时候，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只有19岁。回国之后他们靠书信来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之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彼此杳无音讯。
我的母亲谢安琪是个台湾人，他的父亲曾经是战场上一名所向披靡的将军，在蒋介石落败台湾时追随蒋氏定居在了台湾。在浓厚的军人家庭里长大的她成为了一名军医，并在美国留学时加入了当时的国际救助医院。
他们的爱情故事很多时候听起来更像一曲高亢的哀歌。我的爷爷不同意，我母亲的父亲也坚决反对，甚至整个国家都在表示着无奈。那个年代的中国和台湾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里，我的母亲被遣送回了台湾，而我的父亲伤好后回到了流放我爷爷的那个小山区。隔着惊涛拍岸的台湾海峡，思念如那潺潺的流水，源源不断，却始终没有让他们想要放弃过。
坚持终于换来了爷爷的妥协，而我的母亲却不得不和她的血亲断绝了关系。登上那艘驶向幸福港湾的船，以为苦难就此结束了，结果却才刚刚开始。
1987年，我哇哇落地。
我的爷爷那个时候在经济的研究上卓有成效，他再次劝说我的父亲协助他一同研究，谁知我的父亲却爱上了摄影，他整天的摆弄着照相机，花大量的钱买胶卷。家庭的负担迫使我的母亲不得不到镇上的医院去工作。我们搬离了那个贫穷的小山区，开始了镇上的生活。
我的父亲在摄影方面的天赋使得他的事业蒸蒸日上。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中东地区战争的爆发，一家杂志社联系到了我的父亲，重金聘请他做一名战地记者。因为我母亲强烈的反对，我父亲拒绝了那家杂志社的邀请，留在了那个家里。
我想，故事的最后我应该是知道的，想到面前这个男人拐跑了我的母亲，害死了我的父亲，我把啤酒撒在他笔直的西装上骂道，你和我爸爸是兄弟，我的爸爸还救过你的命，为此还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你就这么报答他的吗？有你这么做兄弟的吗？
我没有听他的解释，也没有听他把故事继续说下去，扭头便离开了。
我一直以为，我的父亲在结束军旅生涯之后，他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用另一种方式来开始他作为一名军人的抱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离开之后，他总是一个人抱着照相机坐在漆黑的大门前一个人默默的流泪。我以为那是他一生都无法实现的遗憾，所以23岁的我结束了野外拍摄的生活，签约了当时的《军事》杂志，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23岁的我，任性的就像我父亲当年。
只顾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只顾着自己情感的宣泄，完全忘记了身边还有在乎自己的人。
我穿梭在枪林雨弹之间，徘徊在生死之间。我倾听每一次子弹掠过头顶的声音，呼吸呛人的硫酸味，直到我受了伤被送了回来我才知道，战地记者并非是我父亲一生的遗憾。相反，他有长达四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也正是这份战地记者的生涯，酿就了后来一系列的悲剧。
25岁的我，在右手里打了两颗钢钉，打着厚厚的石膏躺在医院里听叶圣南将剩下的故事讲完。
在我父亲拒绝掉杂志社一年后，就我父亲丰富的军人生涯生活，那家杂志社再次找上了我的父亲。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的父亲再次热血沸腾，他再也不顾我爷爷和我母亲的强烈反对，毅然去了最危险的地方。
我不知道那些年我的母亲是如何度过的，我父亲离开后我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年之后生下了我的弟弟。在那几年里，她用自己娇弱的身躯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直到1992年，一场瘟疫袭击了整个小镇，我的弟弟抢救无效死亡。
那也许是对我母亲一生之中最大的打击。
那场可怕的瘟疫使得小镇一夜之间如凋零的玫瑰花，我的弟弟，我的爷爷，我的继奶奶都死于那场瘟疫里。
四年的战地记者生涯让我的父亲一夜之间苍老了起来，他拖着一条残疾的腿一拐一拐的回来了。他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爷爷，没有见到我的继奶奶，他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一面都没有见到。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的父亲常年郁郁寡欢，他不喜言笑，总是古里古怪的。但是他温和，脾气非常好，我的母亲和他吵架的时候他总是沉默的站在一边洗耳恭听，然后很认真的认错，一直到我的母亲原谅他为止。
他喜欢把我抱在怀里，用胡子扎我的脸，然后跟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故事。他每次和我讲故事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从房子里冲出来和他吵架，骂他没心没肺，骂他是疯子，骂着骂着她就哭了起来，我的父亲一看到她哭就不再和我讲故事，一个人垂头丧气的抽着闷烟走开。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无穷无尽的折磨，致使我的母亲终于崩溃了，选择了离开。
我的父亲，在他短暂的一生里，只记住了自己是一名士兵，忘记了自己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不过是战争的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用自己一生悲壮的情怀演绎着一曲家破人亡的哀歌，而我的母亲，只不是一个无辜的陪葬品。
他是在军营里玩着狙击镜长大的，他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变成一个出色的摄影师，是因为他能够透过镜头快速捕捉到别人捕捉不到的东西，就像他总能在第一时候从狙击镜里找到猎物然后进行准备设计。他会成为战地记者，是因为透过相机的镜头他看到狙击镜里曾看到的战争。只是，他只看到狙击镜里的世界，却忘了看看狙击镜外的世界。
他也许很爱很爱我的母亲，但是他更爱他的军人身份。军人的品质驱使他无法安逸的生活，他天生就是在地狱里咆哮的勇士，他天生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我曾经一直以为，是我母亲的离开致使了我父亲的死亡，直到后来我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才终于明白，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驱使他走向死亡的，并不是我母亲的离开，而是他崇高的军事素质。当他把这份素质深深的烙印在骨子里的时候，唯有死亡才能带给他真正的解脱。
他愧对他的父亲，愧对我的母亲，愧对整个家。他也愧对他的国家，愧对他的人民。他恨这一生他再也无法拿起狙击枪保家卫国，他恨这一生他有太多的牵绊。所有的愧对和恨终于将他推向了死亡。
25岁的我听着那些让人心酸的故事，一路从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