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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确定性，并不能抵消政府天生的压迫和滥用权力的趋势。相反，正是这种任期的不确定性，与在这样的统治下必定先于党派更替而发生的激烈的党争相结合，与其说削弱倒不如说是加强了压迫的趋势。……这表明了这一条款必然具有的特性是，它旨在防止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联盟利用政府权力牺牲别人的利益以扩充自己的权势。……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也只有一种，即通过一种政府组织——如果为此目标而必要的话，也包括社会的组织——通过区分和分散政府的权力，让每个部门或利益集团通过各自适当的代表，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能够一致行使他们的表决权，或能够对法律之执行行使否决权……这样一种组织，与选举权相结合，事实上构成了立宪政体的要素。其一，通过使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对法律的受众负责，防止治者对被治者的压迫；其二，通过使任何利益团体或利益团体、阶层、等级、社会一部分人的联合组织不可能获得排他性权力，以此阻止它们中任何一方压迫另一方。……正是这种消极的权力，即阻止或牵制政府行动的权力——不管对它可以如何称呼，否决、提出异议、拒绝执行、制约或权力平衡——事实上构成了宪政。……消极权力创造宪法，而积极权力创造政府。……必然的结论是：哪里数量上的多数独占政府，那里就没有宪政，因为宪政意味着界限或限制；……因此，数量上的多数如果不与共存的多数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改化成专制政体。任何形式的立宪政体相互之间在结构和特性上的相似性，较之于它们各自与即使是本阶级的专制统治之间的相似性，要大得多。……因此，政体之间的重大而广泛的区别，不在于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或多数人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在于立宪统治和绝对专制统治之间的区别。……共存多数的统治高于数量多数的统治的优势之一——这一点也强有力地表明了它的民众化特色——即，他们放心地赞成更大范围的选举权。在这样的政体中，选举权可以安全地扩展为每个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只有极少数的正常的例外；但是在数量多数的统治中，如果扩展到这样的范围，就会使政府最终被社会中更为无知、更有依赖性的那部分人所控制。因为，当社会变成人口兴旺、富裕、优雅和高度文明的社会时，贫富差距将变得更为显著，无知无靠之人的数量，与社会其余人相比将会更大。……共存多数的政府倾向于团结社会，让它的利益团体不停地分化和对立，而数量多数人的政府倾向于把社会分成两个冲突的部分，让它的利益集团不断地自然团结起来和趋同。……数量的多数因为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它有着遍及各方的相同利益，肯定会通过它必然要采取的措施，把社会分成敌对的两部分，它们在法律的形式下不间断地相互争斗。……把条件平等变成自由的要素，将会破坏自由和进步。原因在于，条件的不平等既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在进步征途中占先者和落后者之间的这种条件的不平等，强烈地促使前者保持他们的地位、后者奋力赶上前者的队伍。这给予进步以最大的推动。……这些重大而危险的错误，源自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即一切人生而自由平等。没有根据和错误的观点莫此为甚。……在绝对的民主制中，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党派冲突几乎永不能以妥协而止息。作为反对派的少数人，其目标是剥夺多数人的权力，而多数人的目标则是保持权力。它是双方为赢得一切而从事的斗争，一场必须决定哪一方应为统治者，哪一个应为服从者的斗争。……因此，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比绝对民主政体更容易确立立宪政体的形式，这是个首要的原因。”＇56＇
这些话写于卡尔霍恩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在他逝世后出版。这些思想虽然成熟于后来关于奴隶制的论战期间，但在1828年到1833年的税法辩论期间，在从拒绝执行发展到退出联邦的早期阶段，它们便一直指导着他。即使许多对他持异议的人也普遍认为，北部自私而不审慎的政策，证明了他的反抗是正当的。莱格里（Legare），这位美国政治家中最具才华的学者和后来的大律师，在1831年群情激昂的时刻，在南卡罗来纳作了一个纪念7月4日的演说，他说：“政策的制订者们要对这一不幸事态，对可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间接责任。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使我们成为统一的民族，也使我们成为纷乱的民族。他们使这些州的联邦成为热爱和虔诚崇敬的对象，他们又使它的功效变成了在十分开明的人们之间的一个争论话题。……对于在目前并不繁荣的情况下，如此沉重的税赋在我们的人民中激起的义愤，我并不感到奇怪。……如果在某种保护体制之下，国家的一部分为无休止的寻求特权和保护而反对另一个部分，那么除非运用专制权力，是不可能把大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的。”＇57＇
布朗森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记者，同时也是卡尔霍恩坚定的同党，在1844年支持他竞选总统。我们相信，如果他当选，布朗森将成为其内阁成员。在他著名的《评论》杂志最早几期的一期中，布朗森写道：“卡尔霍恩先生的理论虽然毫无疑问是论述联邦宪法的正确理论，但它仍不够充分。……事实上，它没有阻止联邦政府那些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性的政策。1833年，南卡罗来纳奋力争取到一次妥协；但那个可憎的政策在1842年又复活了，至今通行无阻，没有哪个州再做提出异议的努力……如果恰当地判断，各州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在其领土内废止这个讨厌的税法，并禁止其国民或公民服从它。……协议各方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公认的仲裁者，因此每一方当然可以自行决定废弃协议及补救的措施和方式。”＇58＇
总统杰克逊将军对于卡尔霍恩其人其言都抱有强烈的厌恶。他发誓他要以叛国罪指控他，他将被吊死在比吊死哈曼更高的绞刑架上。深夜，他这位副总统的一份宣布国会法令无效的声明送到了他手里，他在一阵狂喜中把政府的法律官员从床上叫起来，说这算不算是一件终于该处以绞刑的事件。他颁布了一道宣言，谴责拒绝执行原则和南卡罗来纳的行动，干练地草拟这份宣言的人是国务卿利文斯顿。在立法史上，他作为路易斯安娜条约的作者而闻名于世。那天的第一个演说者韦伯斯特，尽管不是行政权的支持者，但承担了在参议院回击卡尔霍恩的任务。时间一到，他便被总统马车从住处请出。他这次演说被视为他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说，联邦之友认为它是对州权的决定性打击。麦迪逊已接近其漫长职业的终点，写信祝贺这位演说者，其中的话却应被视为警告：“它摧毁了拒绝执行权，而且必然加快脱离权的放弃。但由于混淆了任意脱离权和因不可忍受的压迫而脱离的权利，使这一打击没有切中要害。”脱离权仅仅是异议权之外的选择。基于宪法让后一原则失效，南部便失去惟一可能的保护，无法摆脱不断增长的多数暴政，因为拒绝执行权的失败与纯粹民主观的最终胜利是同时出现的，这时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已成定局，多数权力不受约束得到确立。卡尔霍恩精心设计的理论，是把联邦从其宪法缺点中拯救出来的一次最真诚的努力。按照宪法的字面意义质疑它是否合法是无用的，因为它与自杰斐逊以来发展出的精神肯定是相互矛盾的。韦伯斯特可能是法律最正确的解释者，而卡尔霍恩才是联邦真正的捍卫者。甚至联邦主义者也做出过危险的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当没有法律救助时，脱离是完全正当的。利文斯顿提出的观点是，“假如法案是少数人的法案，在其执行时无法提交最高法院裁决，假如这一法案根据州的观点证明了退出联邦的风险的合理性，那么这种最后的极端措施便可立即付诸实施。”＇59＇
克莱的传记作者揭示了拒绝执行权和脱离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他没有看到，前者不是后者的后果而是它的替代。“拒绝执行权的最初想法无疑仅限于一州在其司法管辖权内使联邦法律或法规无效，而并未思及彻底脱离而独立。然而，鉴于拒绝执行在实际运作中很难在脱离前悬崖勒马，于是，赞成最初有限意义上的拒绝执行权的人，后来开始大胆地主张脱离权。”＇60＇
实际上，尽管南卡罗来纳的要求被否定，它仍然胜利了。税令被撤消，抵抗者的领袖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法案。它被视为一个很大的让步，所以尽管韦伯斯特表示反对，卡尔霍恩还是接受了它，并且它得到了实行。但那个罪恶的日子，那场最后的危机，只是被推迟了。国家的精神走上了一个使它不可能得到恒久制约的历程；肯定会出现新的机会，使人能够再次断言公意万能，让行政权表现出对它的彻底屈服。新一轮论战已经开始，它从此使从1828到1833年动摇联邦的问题相形见绌。商业问题并未解决，从克莱妥协法（Clay’s promise Act）到1861年默里税会期间，经济对抗和北部一方扩张利益的决心从未停息；1837年，杰克逊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为这个充满了他的名字的时期描绘了一幅阴郁而令人沮丧的图画。“很多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为获得沉重的贸易税，为使税收超过公共服务的真实所需而不断努力；国家已经感到了他们联合影响的有害后果。他们成功地得到一项税收，承担这一最具压迫性义务的则是社会中的农民和工人阶层；他们成功地建立起无法在国会被授予的权力范围内得到有效利用的国库；为了把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税收体制强加于人民，到处都在提出国内发展的奢侈计划以浪费金钱和获取支持。……依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