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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第二年10月，毛泽东的预见在慕尼黑得到证实。
毛泽东的谈论又回到抗日问题上来，他说：“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像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其他4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国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谈话。
谈话后的第二天，卡尔逊又见到毛泽东。
5月15日，卡尔逊一行离开延安。
徐懋庸在左翼作家联盟时，于1936年8月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驳斥了徐懋庸。为要弄清是非，徐懋庸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中旬之末，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复信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派秘书和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
大约是5月23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的秘书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刚午睡起床，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让徐懋庸吸烟，徐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给鲁迅的信，鲁迅的那篇驳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对他的态度，他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当徐说到他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徐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毛泽东笑了一下说：“哦！”毛泽东把徐懋庸的话全部听完以后，就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谈了以下内容：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华中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
5月4日，关于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是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现在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也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进行。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明确提出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新四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是不对的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为了扩大战果，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行徐州会战。1938年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5月1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说：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等，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9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事后，施方白整理了谈话记录，他写道：“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月12日，毛泽东还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
5月13日，毛泽东还把自己签名的一张照片赠送施方白。
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上发表了毛泽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限制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少数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面。为了回答和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