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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作用，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面。为了回答和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写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东西发生了。这样，就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分别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收入这篇文章。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还有一些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国民党内有人叫嚷“再战必亡”，有人则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台儿庄胜利后，有人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此外，共产党内也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力量，存在着轻敌思想。
为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揭示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为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方向，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首先，毛泽东考察和论证了持久抗战的根据和发展过程，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场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我进、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并为这三个阶段描绘了一个轮廓。同时毛泽东还断言：“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
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其次，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在整个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依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我军的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后，毛泽东进一步突出阐明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量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论持久战》首先在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全文刊出，同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1939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订正本。1938年7月9日，毛泽东为订正本写小注：“此书是最后校正本，与《解放》报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建国后，《论持久战》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德共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希伯同毛泽东谈话，刚开始非常紧张，因为他已经给《太平洋事务》杂志写了文章，批评《西行漫记》。他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不正确，是要批的。但毛泽东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却很夸奖，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当时，在美国，已有不少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所以毛泽东知道希伯对这本书进行批评很生气，会见一开始就责问希伯，为什么要批判斯诺写的这本书。毛泽东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特别是十年的斗争史，及时介绍给了世界。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一致辱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匪”，只有斯诺到了延安，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这不是中国人报道的，是通过外国人报道出去的，在国际上发生了极大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你是共产党人，你个人写的东西，决不可能起到斯诺那样大的作用。希伯没有辩解，事后他说：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从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这对他教育极大。后来，希伯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冒险到达山东敌后，意图报道山东敌后八路军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可惜他的愿望没能实现。1941年11月30日，希伯英勇战死在山东沂蒙山区的沂南县大青山的五道沟下。谈话继续进行，后来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一一回答了希伯准备好的问题。最后，两人都很高兴，谈得很好。
1938年6月29日，国际青联访华代表团（又名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到达延安。该团团长柯乐满是英国人，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一共四人，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进步分子，支持中国革命和抗战。当天，延安南门外广场聚集了万余群众，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柯乐满在欢迎会上讲话。他说：我们看到中国许多青年都团结起来了，并英勇地参加了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全世界青年也团结起来了，募集了几十万几百万现金捐给中国，美、英、印学生领导抵制日货，30多个国家学生要求国际来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胜利。
7月1日，中共中央按照西方的习惯，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世界学联代表。毛泽东出席酒会，并致欢迎词：世界学联对我国的衷心援助，我们表示十二万分的谢意！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因为日本有侵略朋友，侵略者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世界上造成了灾难。我们也要与世界人民团结，战胜法西斯。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7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和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毛泽东在谈到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的性质就是抗日民主的堡垒，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谈到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只有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援，我们的抗战才有缩短的可能。在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说：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在谈到青年运动的任务时说：中国青年、学生在抗战中的特殊责任，是为争取本身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改革而斗争。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