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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
193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有三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1月17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第二次是在1月18日的下午，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第三次是在2月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出版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是由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和秘书和培元共同撰写的。陕甘宁边区准备出版这本书，向全国特别是国统区人民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信中说：这本书“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于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后来，这本书因修改，于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亲自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请抗大校部交际科的吴青做翻译，马丁作了英文记录。事后马丁根据记录用英文写了毛主席的谈话要点43条，再由吴青译成中文，经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交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实行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减税减租，减利率，使人民乐业，努力生产。
毛泽东说：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估计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游击战争将继续发展，为驱逐日寇到城市里去，汉口、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让他在那里住上三年到七年。他们不得食、不能通商，那时把他们赶回东京去。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纲领时，毛泽东说：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1939年1月25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并讲话。他说：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开始的时候，就开这次大会，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和200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全体动员，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了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三点：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2月1、2、3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
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出席大会并演讲。毛泽东指出：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谬论，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毛泽东在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对于磨擦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讲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说要把共产党溶化，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区别，所以不要共产党，因这两方面的意思有些相近，都不要共产党，所以拿到一块儿讲。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国民党要溶化我们，我们就被溶化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是投降主义。二中全会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点不能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