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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印度援华医疗队由五位大夫组成，即爱德、卓克、柯棣尼斯（柯棣华）、巴苏和木克吉。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华帮助抗日战争。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会。
2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爱德、柯棣尼斯、巴苏被派往离延安35华里的拐医院工作，卓克、木克吉去张村驿卫校。后卓克回印度，木克吉患病，爱德等三人要求去前线。9月26日，毛泽东邀请医疗队的三位大夫去延安赴宴，并告诉他们：印度国大党已通过决议，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10月29日，爱德等三位大夫又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再次要求去前线。在他们强烈要求下，决定派他们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医疗队于12月到达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欢迎。
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10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晋察冀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读后觉得很好，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3月2日，毛泽东还为这本书写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成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3月18日，毛泽东致信聂荣臻：“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与马洪三问三题
1939年春，一天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他因为早到了一会儿，就先到二班支部办公室休息。毛泽东一坐下来就问当时任二班党支部书记的马洪，学员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怎样。马洪一一回答后，毛泽东便很关切地问到马洪的年龄和经历，特别问到他的兴趣和爱好。马洪在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便提出请毛泽东给二班支部题词。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他在谈话中听马洪说很爱看报，于是就挥笔写下四个有力的大字：“看报有益”，并签上了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放下笔又与马洪谈学习。马洪说他从小读书少，文化不高，现在特别喜欢看书。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又挥笔写下“读书是好的。毛泽东”。
谈话继续进行。毛泽东接着问马洪留校工作的感想和学院工作的情况，马洪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比较满意，他第三次提笔写下一幅“工作着是美好的”题词。
作报告的时间到了，马洪恋恋不舍地把毛泽东送出二班支部办公室来到讲台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之后，马洪把三帧墨宝张贴在支部办公室，以勉励支部全体同志，因为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对全体学员的关怀和希望。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
1939年3月11日，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3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蒋介石提出的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12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抗大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和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纭错杂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5月1日到30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
中共中央在4月5日和4月27日先后发出两次指示，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们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支持、运用和发展其中积极的东西，对其抗日方面予以支持，批评其中包含的缺点，对其反共反人民方面予以抵制，揭露其压制人民抗日力量的企图，使这一动员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要求民主的武器。
5月1日，延安各界三万人于南门外广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指出，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凡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和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于1939年4月下旬撰写《五四运动》一文。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期上，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周年，抗日战争也快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5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建国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指出：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中国革命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作用、带头作用，但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重申了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的检验一个青年是革命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的献旗，旗上书写着“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
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