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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发起下，徐特立共收到祝词、诗、文章等达千余篇。
1937年2月22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长征记》在延安编竣。内收110篇作品，计30余万字。因为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这部书推到1942年11月20日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出版。毛泽东是这部书编写的发起人之一。1936年8月5日，他与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的电报和信件。内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另一件内称：“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这部书的具体编辑是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一共收到几千篇稿子。在正式出版前，一些作品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起到积极作用，达到预期的目的。《红军长征记》的编纂工作是我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写作运动。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会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毛泽东还以“围剿”二字作了简短演说。
同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同她进行了问答。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善意中立；在这个基本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许多。
问：新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一步。
……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在3月16日至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谈话稿，曾想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国内外广为宣传。
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29日，毛泽东致信范长江，说：“你的文章（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引者）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即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引者）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56人。会议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关于张国焘的错误问题。
3月23日，毛泽东就第一项议程发言。他说：现在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政策变化，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
3月27日，会议开始第二项议程。首先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却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3月30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主要批评了张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他说：张国焘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明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10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部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在最后指出：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但毛泽东等考虑，为了挽救张国焘，还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经过说服工作，与会同志大多数同意了，最后由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提出这个提议。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
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同时，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本人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安排张国焘担任了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苏区党代表会议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5月2日至15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白区和红军中党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者64人。
5月2日下午，会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下一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争取民主。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争取民主，成为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毛泽东接着指出：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多党派多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毛泽东还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而“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毛泽东最后指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