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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之后，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全党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又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了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1937年5月，国民党派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陕甘宁特区和红军驻地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特区的各方面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态度。
中央考察团一行18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于5月29日下午5时到达延安。当晚陕甘宁特区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说：这次欢迎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10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毛泽东在致辞中还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他说：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我们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做。毛泽东还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有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开始，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要实行“彻底转变”，批评了历史上党和群众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适应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政策。与会代表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分歧，有的代表没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有右的倾向，批评了刘少奇一些正确的观点。
为此，6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他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还说：党在15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党内还没有克服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毛泽东还提出造成“左”的传统的几种原因，指出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总之，毛泽东在发言中肯定了刘少奇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正确性，并指出一些人的看法是欠妥的。
6月6日，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写批注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由苏联学者米丁等著，中国学者沈志远翻译，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1936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34万多字，共分六章三十四节。在1937年7月以前，毛泽东仔细研读了这本书，同时作了批注。
毛泽东的批划和批注主要集中在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和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批注明确提出了“实践是真理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地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等有关实践的基本观点，强调并复述了“实践之观点是认识论第一的观点”。对对立统一规律批注较多，如“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任何现象自身的矛盾性引起了事物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基本要素”；“运动就是矛盾，即是连续和中断的一致。托洛茨基只肯定不间断而否定间断，斯特鲁威等肯定间断而否定不间断，都是错的。动与静的一致，续与断的一致，今与明的一致，上与下、生与死、民主与独裁的一致，矛盾就是运动”；“将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新事物发生即原有矛盾的解决，原有对立及其统一同时消除，新矛盾开始发展”等。对于量变质变规律也有较多批注，如“质是现象的定性，规定现象之特殊个性，因此使各现象能互相区别”；“一定的特殊的质必具有一定的特殊的量，单纯的质和量是没有的”；“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只有经过量的变化才能发生质的变化”等。从上述批注内容看，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有直接联系。这说明毛泽东研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是为他写作哲学著作做准备的。
7月7日晚，《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等人抄收到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廖承志当即吩咐《新中华报》主编向仲华和左漠野两人把这几条消息立即送给毛主席看。大约是晚上11点钟，向仲华和左漠野提着马灯，带着这几条新闻电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此时住处灯火通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上班了。向仲华向毛泽东简要地报告了日军已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并将几份电讯稿呈上。毛泽东看了电讯稿后，就要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卢沟晓月。看完地图，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向仲华、左漠野回来以后，就把毛泽东的指示向廖承志汇报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