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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后忠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如果继续胡闹，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就悔之莫及了。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地同2月1日离开重庆本日到达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叶剑英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给毛泽东的相片，并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斗争的情况。叶剑英还介绍了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周恩来题词的经过。
1月17日，就是在蒋介石发表“一？一七”命令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再次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深夜，周恩来怀着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并去《新华日报》报馆将他的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国民党抽去的稿件的位置上，加快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第二天清晨，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出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的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周恩来题词的发表，震撼了山城，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听完叶剑英的汇报，见到周恩来的题词后感慨万分。当晚，毛泽东即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从重庆订购书报的目录
1941年3月，毛泽东三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他们在重庆订购所需书报。毛泽东要订购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等书刊。信中要求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尽先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5月5日，毛泽东同陈伯达再电周恩来，急切需要购买以下各种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业通讯》；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并询问前托购的商务出版的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是否已购得。还指出：“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
194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600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200万投资盐的生产，200万买粮食，100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100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4月19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1941年3月19日，毛泽东对《中国妇女》第二卷第十期刊载的署名周俊的《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写了几段批评的话。毛泽东指出：此文与宣传部出版发行部正在考虑的调整延安刊物这一计划相对立，不待中央讨论就向人民宣传这种对立意见，这一行动的实质，只能对党与对妇女工作发生不良影响，是党内关系上极不正常的表现。毛泽东说，相反，须要向妇女群众解释，目前延安的物质条件，不能不暂时停刊一部分刊物（实质上是暂时“取消”这些专门刊物的印行），将其内容送登保存着的一部分刊物上，以免同归于尽，这是将局部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而又并不完全牺牲局部利益（牺牲其一部分）的好办法。妇刊不作这种解释，却作了相反的解释，故是不正确的。因为已经公开发表，又引起了争论，故须有纠正的办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央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说：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报上。今后关于下级提问题必须经过组织。《中国妇女》上周俊写的文章反对中央，这是原则上的错误，须要查实。
原来这事与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和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的王明有关。王明在2月初的一个晚上，派人将已经睡觉的一位同志叫起，说王明要她写篇文章，内容是反对取消妇女刊物，理由有三个：第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是国民党也出版妇女刊物；第三是由于妇女工作需要。第二天早晨这位同志去王明那儿，王明给她一本共产国际决议，叫她当天交卷，以便早日发表。所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听毛泽东说须要查实时，不得不承认：周俊的文章是我看过的，主要由我负责。这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妇女》登启事说明刊出周俊的文章是错误的，并在妇委及支部中进行批评。为此，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问题的文章。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议。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同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指出：苏日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
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条约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于4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毛泽东在《意见》中指出：“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他针对对这个条约签订的各种错误议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二是“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三是“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四是“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毛泽东最后指出：“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