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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知道以后，没有让保卫部门去追查，而是对有关同志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1938年公粮仅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上升为10万石；1941年则剧增到20万石，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人负担1斗4升（合42斤）。所以部分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有的人还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毛泽东觉得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负担过重了，伤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通过这件事，一定要设法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商量，决定把公粮减到16万石，并对群众能不能负担起缩减后的任务，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县的征粮任务比较重，征收公粮任务完成后，延安县的县委书记到几个乡去作了调查，写了一篇《救国公粮完成以后，对群众生活影响怎样》的调查材料，说明群众还负担得起。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很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以后每年征收公粮的指标逐年递减。政府和部队的粮食不够，就用紧缩开支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
从5月7日开始的中条山战役，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约有十五六万人，虽有八路军积极配合作战，国民党军仍然溃败，在三个星期内损失兵力约7万人，最后不得不退出中条山地区。6月6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当时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溃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提出建立太岳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于6月7日即复电：“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暂勿行动。”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即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军仍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关系，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因此，你们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
6月9日，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损失恐在十万至十五万之间，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同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原、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证明其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蔽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惟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的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1941年6月12日，毛泽东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秘书长谢觉哉谈话至傍晚。林、谢走后，毛泽东仍感有些话要说。当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15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的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等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同时决定改变过去经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11个师增加到20个师，总人数由40万增至70万，这都是针对苏联的。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两线合力夹击苏联。苏联面临着德日夹击的严重威胁。
7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中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的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
7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7月9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7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陈毅、刘少奇曾于7月2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军亦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即复电刘少奇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1941年7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现急欲查明者为德国之主攻方向，请极力设法探查密告至盼。”次日，再电周恩来，告以“友方要求我们利用一切线索和可能，将关于德国从德军西部及其占领国家向苏联西部国境之调动消息加以探索，若有可能，则将其编制、人数、运动路线及调动目的地亦加以调查，请尽可能为之”。
这里所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是指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彼方”和“友方”是指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