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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是指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彼方”和“友方”是指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给苏军情报组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如毛泽东说的“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6月上旬，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从国民党某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立即报告了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中共中央。中央从香港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迅即把这一重要情报通过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电告斯大林。苏联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即采取对策。他们的根据是，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怀疑这是英美方面的挑拨。事实证明，这个情报是准确的。6月22日凌晨，德国果真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曾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
毛泽东一方面指出苏联非常重视我们的情报，一方面指示周恩来继续探索消息，加以调查，尽可能为之。
1941年6月，在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爆发了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遭到国民党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以后，起义军领导人之一马思义，率领暴动群众200余骑，投奔陕甘宁边区，后成立回民抗日骑兵团，直属八路军留守兵团。
7月底，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等。会谈中毛泽东说，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不过，回族人民革命了200多年都失败了。今后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回族人民得到解放。接着，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对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工作方针作了指示。他说，我们党实行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坚决反对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主张各民族间的友好团结，共同抗日。我们欢迎你们率领暴动群众来边区。我们边区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窑洞大家住，有日（本侵略军）大家抗。
7月下旬，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处辞行，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回去以后，立刻把手里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写信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8月2日，毛泽东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萧军看了深受感动，立即复信问会面时间。8月6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
信中提到的“报纸”是指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三张报纸，上面有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文章，引起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的不满。五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读〉读后》寄给《解放日报》，不给登，退了回来。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中认为这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所以毛泽东请萧军把报纸和文章都寄来看看。
过了三天，8月10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毛泽东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萧军经毛泽东提醒，把文章登在《文艺月报》第八期上了。
当毛泽东从萧军那得知有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了，便于第二天，8月11日傍晚，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8月12日清晨，毛泽东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泽东处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也在座。
1941年7月24日，毛泽东与谢觉哉谈话至夜晚，谈话后毛泽东派人开汽车送谢回住处。
7月25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保安处情报。
7月26日上午，谢觉哉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深夜1时方回。
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8月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意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350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争论双方的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谈话，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同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性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在谈到劳役问题时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