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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在谈到劳役问题时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8月22日，毛泽东复谢觉哉21日来信，说：在陕甘宁边区，“今年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草案，在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毛泽东说：1。 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
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于是他在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个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我党干部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但共产国际认为我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现在干部中多看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如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一个决定。
8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报告，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论”。“理论还是要学习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于1941年9月18日写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于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派，1929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30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德波林主义无疑给中国思想界和中共党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已经提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张如心在文章中以自己为例：“我在苏联的学习就受了德波林派的强烈影响，回国之后，也曾经在出版界宣扬过德波林派哲学思想。不仅如此，德波林主义的思想及工作方法，支配着我长时期的活动，使我犯了不容许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张如心同时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管他们口头上文字上如何宣扬，实质上他们的思想和领导方法正是德波林主义的再版。他们把我党真正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狭隘经验主义者”，称之为“实行家而不是理论家”，然而实际上把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与五中全会以前及五中全会本身的决议文件比较研究一下，则代表真正彻底的马列主义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现在我党中央虽然已经对这种德波林式的主观主义政治领导有了根本上的纠正，然而德波林主义的余毒，在我党思想上远还没有肃清，老的传统影响顽固地阻止着党的前进。张如心的文章点明了毛泽东在9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