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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们对帝国的变革所表现出来的关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深思的现象之一——当洋人们的举动被笼统地定义为“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的时候，相互矛盾的现状使得中华帝国的某一段历史如同一幅风化严重的图画，无论如何修补也无法窥其真实的全貌了。
洋人们对中华帝国体制的优劣判断，经过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明末清初之际，在中国活动的洋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而那时中国政体之稳定曾达到极致：明至清，几乎看不出改朝换代的变化，400年间社会变动不大。教士们的评论说，中华帝国的体制是最稳固和最合理的，它具有坚固的维系能力，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帝国先挫于中英鸦片之战，复挫于中法甲申之战，再挫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华帝国稳固的社会形态开始瓦解，洋人们在先进的洋枪洋炮的掩护下，开始了对这个东方帝国的全面批判。
最早向帝国政府提出国家应该全面变革的是英国人赫德。
赫德1854年来到中国，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他在中国一住就是48年，成为真正的“中国通”。1863年，他“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和委派”，当上了控制帝国国门财政收入的海关总税务司长官。由一个外国人来掌管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重要财政来源之一的海关事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任命是中华帝国政府自己的选择。赫德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洋人，除了处理繁重的海关事务之外，他还插手了中国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1876年中德签订《烟台条约》的时候，他是李鸿章的“助理”；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中法新约》的时候，他在其间“穿针引线”。赫德1908年请假回国，至死才结束他掌管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职务。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他的评价是：“英帝国主义侵华的代表人物。”
赫德首次正式向帝国政府建议中国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是在1865年11月6日。这一天，他向帝国的“总理衙门”呈递了一篇名曰《局外旁观论》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是“中国通”的杰作，因为鬼才相信他是一个“局外人”。中华帝国的内幕已被赫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文章中说：中华帝国国情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腐败”。官场中“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军队“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那些即将成为帝国政府官员的文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只是一旦让他们管理国家大事就“问之辄不能答”，如此“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给帝国政府提出了三项变革方案：一、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样式，军火兵法”等等；二、整顿财政；三、加强外交。内容包括帝国向世界各国派遣大使，鼓励洋商与华商协办轮车、电机各种事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整顿国家混乱的财政不足为奇，新鲜的是鼓励洋商和华商协作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这一点帝国政府闻所未闻。
赫德向帝国政府呈递的这篇文章的结果是：帝国的总理衙门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年，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阿利克到任，他向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名为《新议略论》的照会。照会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文件，阿利克的观点因此而显得更为郑重严肃。他首先指出帝国的政治不良是国弱民穷的根本原因，指出中国只有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挽救危机。而中国人虽然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可中国人的“变”不是创新，却是“变回旧法”。阿利克按照帝国主义们强权策略的逻辑，毫不掩饰地向帝国政府描绘了一幅如不变革便会遭遇被各国瓜分的悲惨下场：各国有各国的在华利益，中国乱了，各国不能不干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由于措辞尖锐，阿利克的照会引起了帝国官员的警惕，警惕的结果是官员们形成了一个一致的观点：英国人如果不是“别具阴谋”，就是“惟利是图”。
美国人紧跟在英国人的后面。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到日本访问顺便路过中国，李鸿章热情接待，目的是想请他说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争端上做出某些让步。这个美国总统到达日本后是如何“为中国人说话”的没有记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倒是他从日本给李鸿章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对日本惊人的新气象大加渲染，且预言此时中日之差距将使“日本以一万劲旅”“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为此，美国总统力劝帝国总理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
格兰特函云：中日两国最大，诸事可得自主。两国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节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各国通商获利之处，中国亦不至落后。盖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则人民生理，国家财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国有益，本国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国亟求自强。（《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第40页。）这封信流露着“帝国主义”们的坦率：中国强盛了，不但洋人不敢再侮辱，连过去签订的那些“吃亏”的条约都可以推翻“更改”。总之，国家强盛，说话办事腰杆硬朗，怎么办都有理。关于通商，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于己于人都有利益，何乐不为？何况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中国自己。
洋人们为什么要鼓吹和支持中国“变革”？
有个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在给帝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做出了说明。
李提摩太，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位洋人。1870年，25岁的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5年之久。在这45年中，他只回国了四次。他精通中文，熟读中国经典史籍，穿戴中国的长袍马褂，特别喜欢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由于他后来居然能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用纯正的中国官话来吟诵《论语》和《诗经》，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忽视了他是一个洋人，而把他当做了一个“同仁”看待。当1895年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康有为们聚集在北京酝酿“上书”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对在中国实施全面的“变革”鼓起了热切的愿望。他声明是“上帝要求中国进行改革”的。他向帝国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着实是吓了中国人一跳：一、中国授全权与某外国，于一定期限之内，处理外交事件；二、此外国将兴建各种改革之事；三、中国每一部门，如铁路、矿业、工业等，由该外国设一代表管理之；四、中国皇帝照往例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衔；五、期满之后，该外国人将一切权益交回中国。简而言之，中国人就不用操心了，一切交给洋人就可以了。至于是哪一国的洋人，尽管李提摩太克制着没说，但是没人怀疑他指的是英国人，或者干脆就是他自己。
甲午之后，当日本人逼迫帝国政府接受苛刻的和约条件，帝国政府正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提摩太突然给李鸿章打了个电报，声称他有一个可以让中国摆脱危机的“秘方”，而要想得到他的“秘方”，帝国政府必须付出酬劳，当然如果“秘方”不灵他则分文不泉—如此的口气颇如中国偏僻乡村卖野药的流浪郎中。而奇怪的是，帝国有关部门的官员竟然答应了，条件是先看看“秘方”的内容，再说价钱。结果，这个英国人的“秘方”还是一个“条约”，叫做《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原来，他主张中国和英国先宣布“联盟”，说这样日本人就不敢对中国怎么样了。据说，帝国的官员看到这一“秘方”后“面色极为阴沉”，声明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临时保护国”。后来，就连英国驻华公使看到“秘方”也表示冷淡，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战败”了。
中国人对洋人们如此热心于中国的变革始终不安，认定洋人必是有险恶野心，至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中国人很难理解洋人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
其实，洋人们鼓吹和支持中国的“变革”并不虚伪，关于这一点，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特马说得明白：中国如果进行全面变革，对洋人有三方面的好处：一、中国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必须要购买洋人的技术成果；二、中国人要发展经济，必须向洋人购买器材；三、中国要进行变革性的建设，就需要借用外资。威特马说的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好处，而洋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上书”的支持还有其更深的目的，那就是从文化上切入这个古老的帝国，以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大部份由文人脱出的帝国官员的对外政策，然后，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立脚点——这个立脚点仅仅靠洋枪洋炮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9、外国的月亮
1896年，上海。帝国的一个湖南籍旅游者在一位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那里，看见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两样东西：一张可以清楚地看见人体骨骼的Ｘ光底片和一个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数学计算的大木头箱子。这个帝国的读书人目瞪口呆，万分惊异。这两样撞击了中华帝国几千年思维模式的东西，几乎在瞬间便把他过激的反叛性格无可更改地固定了下来，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宁愿被砍去头颅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幻想权利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谭嗣同。
谭嗣同，一个饱读诗书的帝国省级官员的儿子。1896年他30岁，口袋里有几个闲钱，正在帝国的广袤的土地上乱逛。
Ｘ光射线，1895年11月8日被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Ｘ光机问世几个月后，中国的《益闻报》向国人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从科学技术上讲几乎如生活在中世纪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