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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变法”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康有为”三个字忌讳莫深，只有荣禄一个人敢拿这个话题在慈禧面前开玩笑。荣禄说：老佛爷，奴才可是个康党！慈禧就说：不错。可康有为是个奸臣，竟然辜负了你提拔他的好意，想让那个袁世凯杀了你！说完两个人都笑，“都觉得很好玩”。政治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把身家姓命玩进去。年轻时的荣禄是吃过这个亏的。
当年刚刚当上工部尚书的荣禄仗着年轻气盛，想把军机处里满腹经纶的汉大臣沈桂芳弄出北京。荣禄还不知道虽为汉臣，但沈桂芳置身朝廷多年，即使树不参天根也必深。翁同龢看出了荣禄的野心，串通朝中的老臣重僚，将荣禄处心积虑要使沈桂芳去的“位置”让荣禄去了。荣禄被弄出了北京，到西安当了近20年的“西安将军”。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挫折，也是他得以成熟起来的重要契机。20年的冷落和失意，荣禄从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直到一个被西北风沙吹得如同干瘪的皮囊一样的老人，他真正知道了什么是险恶的官场和为官的要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基本覆灭，帝国需要军事人才，在恭亲王的推荐下，荣禄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当上了他20年之前就已经当过了的步军统领。随后，帝、后矛盾激化，他把宝果断地押在了太后一边，很快就得到了慈禧的重视。1898年，他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个位置是帝国封疆大臣中最显赫的。“戊戌变法”中，他紧握兵权的忠贞不贰，为慈禧立下了天功，于是得以进入军机处，开始了他在慈禧身边施展独特的政治才能的时期。
所谓独特的政治才能，根据所有历史资料所描绘的所有关于荣禄的事件，似乎两个字就可以囊括这位影响了帝国历史的重臣的“独特”才能，那就是：沉默。历史遗留下来了清晰地显现着这个老官僚面孔的照片：瘦而枯槁，眼睛肿着，永远不会让人看清他的目光所指。这是一张成熟的政客的面孔，冷漠而镇静，绝不表露任何一种表情。在超人的沉默中，荣禄能够悄然洞察到政治局势的细微变化以及政治对手的内心秘密，从而极其迅速地对局势做出自己独特的判断。当风传慈禧决定把光绪皇帝废除的时候，所有的帝国大臣都对此事的真伪感到茫然和恐惧，而从慈禧的嘴里，大臣们仅仅听见这样一句话：去问荣禄。可是，荣禄成天待在家里，既不出门，也不见客。直到最后的时刻，当洋人们对慈禧废帝明确表示了极大不满的时候，荣禄才在深夜跑到颐和园“跪见”慈禧。这位60岁的老人说哭就哭，他直言不讳地说出“立储”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违反帝国“祖制”，是大逆不道的，但是，荣禄已经看准了慈禧的心思，既然敢说，就有把握。果然，慈禧“采用”了他的建议，由此他在帝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荣禄在主张利用义和团达到慈禧的政治目的上、在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城的问题上、在命令帝国军队进攻使馆区的问题上，都是最核心的决策者。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是一副“观望派”和“反对派”的面孔，况且，他在局势最危机的时候对那个名叫张怀芝的分统说出过一举定成败的“名言”，这使他在“庚子事变”之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的首脑，居然没有被洋人们列在“惩办”的名单之内。
与荣禄相比，同是军机大臣的刚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是荣禄的对手。
中国的野史中，关于刚毅的奇闻逸事很多，大都是一副小丑的滑稽面孔，使用的词汇多是“贪婪”、“狡诈”、“卑劣”。但是，作为一个官员，他之所以能够爬上帝国统治集团的高位，绝不是一个“狡诈”所能了断的。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原来不过是个熟谙满族文字的翻译生员，考取笔帖式，在刑部任职，干的是处理一般文案的工作，这个工作决定了他对官场手段无法迅速熟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无能。当举国关注的那桩“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公案终于闹到了北京的时候，刚毅聪明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他看到慈禧已经对南方某些官员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而有点不听话的举动有所感觉了。于是，时任刑部侍郎的他本可以“维持原判”，但他一反常态，大刀阔斧，孤注一掷，持平判决——他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断案结果把一大批南方官员牵扯了进去，他们在这桩“小斜的民案中因为层层受贿层层包庇而身陷其中——刚毅借一桩百姓民案为慈禧灭除了心腹之患，仅此一事，慈禧不记住他的名字才怪。很快，他先升郎中，再由京官外放，一放就是又美又肥的广东惠潮嘉道，又迁江西按察使，又迁广东布政使，又迁山西巡抚，步步高升，仅仅六年，就从一个刑部员外郎升至二品巡抚，升官的速度一时无两。有史料说他用新银元给慈禧行贿，说他从南方做官到回京任职时，搜刮的民财装了上千箱子，“此中皆累累黄白物也。”但是，还有的史料说他为官“清廉”，因为他死后在他的家里竟然没有发现什么财产，家人甚至要挨饿了。同时，他还是帝国官员中少有的不吸鸦片烟的人，这一点说“难能可贵”绝不为过。他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或者“特点”，才会得到慈禧的信任和喜欢，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官运亨通。刚毅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调回北京任礼部侍郎，入军机，成为朝廷重臣。然后又当上尚书、协办大学士，只差一点就赶上荣禄了。
不少史家都认为，慈禧作为“一介女流”，载漪作为纨绔子弟，他们在对待义和团和洋人的问题上做出愚蠢的举动“情有可原”，但是，刚毅作为军机大臣，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为国家利益着想？其实，这是高估了刚毅的“政治水准”。极端迷信义和团神权思想的人在帝国的大员中何止刚毅一个，不是连帝国最有“学问”的大学士徐桐、“贤吏”毓贤在这个问题上也持一样的观点么？刚毅是官员，官员自有为官之道。刚毅为了和荣禄争功较劲，公开呼吁把光绪皇帝废除，直接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为了网罗党羽和削弱荣禄在慈禧面前的势力，他极力主张让载漪当帝国的总理各国事务总管。他和载漪一拍即合，成为1900年间大清帝国官场上结党营私的典范。
1900年，即将面临巨大政治危机的中华帝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掌管决策下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
军机处首领礼亲王根本不“上班”，军机处的平房实际上成了刚毅和荣禄这两个权势最盛的满族军机勾心斗角的场所。荣禄依慈禧的威力而自傲，刚毅挟载漪的前景而自骄，二人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使得军机处在对国家政局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其他各位军机总是要在这两个人勾心斗角、话中有话的气氛中来回揣摩。
当时，刚毅正在闹“职称”问题，因为他仅仅是协办大学士，是个“副宰相”，属于“有相权而无相位”的军机。帝国的大学士名额是固定的，满汉各二，当时的两个满族大学士为荣禄和昆冈，两个汉族大学士为徐桐和李鸿章。而荣禄是正宗的“文渊阁大学士”，即“有相权又有相位”的正宗军机，而且是帝国军机大臣中惟一的正宗。论当军机大臣的资历，刚毅比荣禄要早四年多，因此他心里总是不服气。大学士的替补，要到一个大学士死了以后才有机会，刚毅看到荣禄和昆冈都还很结实，根本没有突然死亡的可能，因此心里总是十分不畅。他和荣禄之间不存在关于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他们的冲突纯粹属于“私仇”——最可怕的是，帝国官员之间的“私仇”往往是处理国家事务时的思考参照。刚毅和荣禄只要有机会给对方一击，就绝不会错过；即使没有机会，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有一天，刚毅和荣禄同在军机处，刚毅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地发泄不满，荣禄故意问他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刚毅满不在乎地说：“公与昆晓峰各占一正揆缺，我何时得补正揆？想及此，是以怏怏。”荣禄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何不用毒药将我与晓峰毒毙？”刚毅勃然大怒，他告诉荣大人：不是没有这一天！
1900年夏天，那些倒在北京城大街小巷里的帝国的臣民们，有谁会知道掌握着帝国命运的军机处其实就犹如帝国乡村中张长李短的土炕头——生民就是这样如同草芥了。
没有适当的理由来解释，中国北方的一个人口仅仅百万，1599年才有自己的文字，1601年因为开始实行八旗兵制才把部落间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相对地组织起来的游牧民族，怎么会在1644年仿佛是一夜之间便赢得了主宰广袤的中华国土的权力，开始治理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数亿的人口和无边的田地的庞大的帝国。一个不知是野史影响了正史，还是正史影响了野史的解释是：1644年春天，一个叫做吴三桂的明代将军，因为一个爱妾的丢失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唱—“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将军打开了踞守中原的山海关的大门，结果影响了数亿中国人今后几个世纪的命运。
1900年，满族人已经有效地统治和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达二百多年了，至光绪已是第10代皇帝。
满族人在统一中华全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皇帝勤奋努力，官员齐心合力。大清中叶以前的某段时期，尤其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百年间，满族人治理的这个帝国曾经达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高峰，中华帝国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其疆土辽阔，国防稳固，经济繁荣，政治靖和，人称“康乾盛世”。
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种族的国家，只要是帝王专制的政权，几乎没有异样地会演奏出创业、发达、衰败三部曲，如同某种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