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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悲剧，与人格无关，有些被人像剁烂泥一样的剁死，其人格固完整也。但一个人的悲剧，往往与性格密不可分，无论被害人或凶手，都是如此。张飞先生应该是一个典型，读者因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小说的力量大矣哉），对张飞先生颇有好感，不过，幸好我们没有和他同生在一个时代，否则恐怕有罪受的。陈寿先生对他的评语为「暴而无恩」，一个人「暴」，已够人发指，再对人无恩，那成了啥东西？岂不是一个凶恶愚昧的土匪头？其最后终於被刺，够人警惕。
所有的凶杀案，恐怕都跟被害人「暴而无恩」有关，尤其主要的是：「暴」尚可谅，「无恩」则不可忍。范睢先生当了秦国宰相，终於饶了他的老仇人贾须先生不死，乃在那一袍之赠耳。如果贾须先生在长安市上看见范睢先生衣不蔽体，自觉伟大起来，训上几句，或索性鼻中嗤之，扬长而去，或到处说范睢先生思想品格有问题，决不可用，恐怕他的老命早完了蛋。
分析的结果，似乎逃不出下列范围：部下杀长官（或老长官），仆人杀主人，地位低的杀地位高的，没钱的杀有钱的，没办法的杀有办法的，一言以蔽之曰：「光脚的杀有鞋穿的。」有鞋穿并不就是罪恶，但有鞋穿的人如果去故意猛踩那些光脚的朋友，仅在道德上讲，做人便不够厚道。报纸上一遇到某人被杀，千篇一律的都说他很好──他生前这也好焉，那也好焉，好的程度，连孔丘先生在文庙里都坐不住。实际上果如此乎？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只论市场价格，而不论是非的，一个人出了纰漏，同样千篇一律的说他王八蛋。前年某站的副站长诱奸了一个村女，铁路局某官崽立刻说他有神经病──这一类的事多矣，只可自娱，不足服人也。
问题是，被害人却往往罪恶滔天，记者先生们去现场採访时，听到的并不是叹惜之词，甚至邻居亲友们还有些人在那里「大快人心」哩，把记者老爷窘得无法下笔。他总不能据实的把被害人说得一钱不值，那岂不是鼓励动刀动枪动手榴弹乎？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官性兴旺
很多凶杀案，往往有其「不可忍」，和连旁让一步都被堵住的隐情。不过凶杀案发生之后，凶手或就逮，或自杀，舆论一致指摘，就把被害人说得可进圣人庙吃冷猪肉，把凶手说得天生坏胚。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遂被表面上的泛道德观念所埋葬。真相既不能明，徒勃然大怒曰：「此风不可长。」徒对凶手百般唾骂，判以严刑。那能止住「再来一个」乎哉？如果仅靠这一套便可以止住凶杀，世界上的社会学家都要跳井矣。
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治乱世用重典，当然更不主张把凶手一律释放，然后再发给他一纸「杀得好」的奖状。他触犯了法律，自应接受适当制裁，或杀之，或囚之，悉凭处理，我们一概不问。我们问的是，如何希望不再有凶杀，则有赖於有鞋穿的人不再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光脚的人不再想不开也。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的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於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这种暴戾之气似乎一天比一天厉害，因为台湾地方太小，机会太少，使得有鞋穿的人肚子里，不但装不下船，甚至连针都装不下。同样的环境，也使光脚的人发现，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等是死耳，我死你不能独活，给你来一个刀枪手榴弹可也。
《水浒传》一书，是被迫害者发出的怒吼，厚厚的一大部，四个字可以说明其主旨，曰「逼上梁山」。世界上哪一个人天生的肯为匪为盗，又哪一个人天生的就喜欢杀人放火耶？一种力量相迫，真是「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旁让一步也活不成」，不动刀动枪动手榴弹，就铁定的被杀、被囚、被诬、被辱，稍微有点人性，都不能忍受。君不见林沖先生乎？君不见杨志先生乎？君不见卢俊义先生乎？君不见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先生乎？他们想不。鋋而走险，不可得也。谈到这里，柏杨先生想起一事，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文艺评论集，中有包遵彭先生的大作，把《水浒传》上那群被逼上梁山的可怜人物，说成一群犯上作乱的匪徒，一一加以痛斥。咦，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气质──人性泯灭而官性兴旺。为了做官，啥事都干得出。不去探讨铸成那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而只一味的作忠贞君子之状，典型的官崽嘴脸，无怪他阁下一连串飞黄腾达。
我们之所以谈到《水浒传》，是深信凶杀案中的凶手，至少有一部份确实是处於绝境，如果换了某些圣崽官崽，不要说迫害他，就是不给他官做，都会翻脸。这些处於绝境的穷朋友，血泪齐飞，悲恨同发。悲夫，对於他们，我们还有脸谈啥？
问题在於，发生在最近的这些凶杀案，《水浒传》上所述的情形少，而大多数凶手，都是有路可走，而误解为无路可走的。固然也有好事之徒，若某校长，若某主任，手执鞭棒，锲而不舍，逼人反噬。但大多数人，都忙着工作──或努力做官焉，或努力拍马焉，或努力吃喝嫖赌焉，或努力请别人写稿自己署名发表以冒充学者焉，打出一记，踢出一脚，也就算啦，固没有时间紧啣不放者也。柏杨先生有一世侄，大学堂毕业生也；年约四十，吴国桢先生当台湾省政府主席时，他在省政府人事处供职，吴公飞到美国去后，他便垮了台，非因吴国桢先生而垮了台，而是因一种他到今天仍含糢其辞的原因垮了台，迄今八九年矣，手执大学堂同学录，像流行歌曲所唱的：「从南骗到北，从北骗到南」，柏杨先生乃其老户头焉。每月至少两次，光临舍下，索钱索衣，眼珠频转，故神其秘。有一段时间，他每来必告我曰：「你不知道他们那一帮人多么坏，仍不肯放松我。我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人跟着。我到馆子里，刚刚坐下，旁边桌子上准有一个人也坐下。我上公共汽车，刚踏上车厢，也准有一个人斜刺里抢着也跳上来。我刚进你的家门，就有一个人盯梢。」
每次他这样一讲，柏杨夫人就吓得花容失色，好像大祸即将临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当面吼之曰：「贤侄，你这次要多少？十元？二十元？五十元？我只给你五块钱，请滚到市场买面镜子，好好的照一下你的尊容，就凭你这模样，也配有人跟踪？你太往自己脸上贴金啦。」他分辩曰：「老头，你不知道！」我曰：「我知道得很，你在用这种自撰的情况争取同情，还是刚才那一句话，快买镜子。」那一次他狼狈而去，以后虽然仍每月必至，每至必「暂借」若干，但不再谈有谁迫害他矣。
该世侄是聪明之人，採取此策，我不怪他，盖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明知没人迫害他，但没人迫害为啥没饭吃乎？乃不得不制造出假想敌以提高身价。一是可能他真的受过委屈，而将假想敌加以固定，於是任何一个稍不如意，都以为是那假想敌在捣鬼。这是一种生物的原始嫁罪本能，君不见小孩子跌倒乎？明明是自己不小心，却要打地。
有些凶杀案里的凶手，仔细分析起来，实在没有动刀动枪动手榴弹的必要，而竟自以为他是《水浒传》里的人物，悲剧便由此而生。柏杨先生有一友焉，执教某学堂，和同寝室的某教习势如水火，他发誓非揍之不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曰：「我宁愿坐牢。」我曰：「宁愿如何者，自信它不至於如何也，阁下宜手下留情。」他不服气，结果把那教习头上打了一个洞，法官要收押他，他才发慌，到处借钱赔偿医药费，看他那可怜之状，真不知当初何苦来也。
前已言之，个性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被人杀如此，杀人亦如此。有些凶手往往自己不成才，像拴到木桩上恶凶不驯而又甚为聪明的番狗一样，在牠眼中观察，这也不对，那也不妥，见人就咬，见影就叫，搞来搞去，转来转去，绳子都缠到木桩上，天地也随之越来越小，终有一天自己把自己勒得出不来气。但牠却硬是怪那些过路之人，和日月所照射的影子。如果恰巧有一只猫在屋背上晒太阳，也要将之恨入骨髓。曰：「老子在此受苦，你在那里舒服，不下来把我的绳子咬断，我不宰你宰谁？」
呜呼，这一类人可以说很多，皆凶手的预备军。改变之法，在於多读书，在於社会给他可以维持其自尊的希望。然而，问题是，变化气质，谈何容易，大智慧的人才有能力见善而迁。个性既成，原子弹都无办法，故凶杀案才层出不穷也。
布衣之怒
谈凶杀案已数日，余意未尽，再说两点，作为补充。
其一，光脚的人既无顾忌，则有鞋穿的人真难再穿下去矣。昨天有一朋友，也是大小之官，告曰：「照你的意思，要从根本着手，从气质上解决，即令行得通，不知哪年哪月才收到效果，我们现在将如何哉？」盖在上月之末，因分配房子问题，一个科员老爷曾指其鼻骂曰：「干你老母，你只给我八个榻榻米，我教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余悸仍未消也。柏杨先生曰：「你回报他一耳光没有？」曰：「我怎敢惹他？」我曰：「蠢哉，阁下，揍之准没有错！」一则是该科员有妻有子，有职业有房子，也是有鞋穿的人，只为了宿舍太小，便口出狂言，是藉潮流而拣便宜也。二则分配宿舍，乃同阶层的同事抽弧ǎ戏ǘ剑院郑潞笠幌耄约憾蓟岱⑾肿约赫静蛔 �
合法而公平，是有鞋穿的人治事唯一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