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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聂华苓摇头笑笑。
张香华：「你要钱吗？」（半嗔半笑）气死我了！好像我打电话给他，就是为了要钱！
柏杨：我对她讲：不要舍不得钱，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张香华：（笑指丈夫）他没有其他的话，就是钱！我们在新加坡，有人问他：「婚姻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猜他说什么？只说了一个字：「钱」，我也是气昏了！
柏杨：本来就是嘛！我没说错！贫贱夫妻百事哀。
聂华苓：你还写不写小说？
柏杨：没有时间写了。
聂华苓：你的历史感、社会使命感都很强烈。你在牢里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也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你一向就有很重的历史感，是不是？
柏杨：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历史感。所谓历史，就是故事嘛！
聂华苓：你还写杂文吗？去年还看到你的杂文。
张香华：自从他译《资治通监》之后，就没时间写了。
聂华苓：你怎么想到译《资治通监》的？
柏杨：我坐牢的时候就想到的。坐牢时候看《资治通监》，看不懂，真是看不懂。出来之后，一直想译成现代语文，但是件很困难的事。谁肯拿一笔钱出来，给你五年来译《资治通监》？所以拖了好几年。
聂华苓：你以前写杂文，经常需要和社会接触，挖掘问题，而且每天写。那种压力很大啊！
柏杨：是呀！没有压力，没有刺激，你就没反应了。
聂华苓：你是怎么找材料呢？
柏杨：社会上各种现象，没有一件不是材料，每天一千字。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我女儿佳佳趴在我头上，骑在我脖子上，我仍然能一面写。马克吐温说：「人除了在讲台上以外，任何时间都在用脑筋。」我是：除了写杂文期间，随时都在用脑筋。
聂华苓：每天都有材料可写吗？
柏杨：有时候，一个问题，可以连续写，写一个月。有时需要资料，请记者去跑嘛。譬如，谈到节育的问题，他们主张要生孩子；我批评他们。正好一个记者跑回来说：「给你个好消息！」他说大同中学有个工人生了十几个孩子，送给人几个，孩子还是养不起，家里很穷困。我说，好，再去访问，把整个资料给我！你说反对节育！在这种情况下，生了十三个孩子，工人一个月多少钱？几个孩子卖掉了，几个孩子生病，女人得了肠病，住医院没钱！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生两个好，还是生十三个好？有人在报纸上骂我，说「跟共匪隔海唱和」。其实，那时候，「共匪」还没有推行节育。他们说：我们反共，需要人，你现在要节育，阻碍反共大业！反对国策！
聂华苓：简直就是超现实！
谈话在笑声中结束。
写于一九八五年四月爱荷华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聂华苓·谭嘉
⊙访问者聂华苓女士·整理者谭嘉先生。
⊙文载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纽约《华侨日报》。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爱荷华电视台，跟两位中国作家做了一个访问，题目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这个访问以对话方式进行。由「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提问，来自台湾的作家柏杨先生以及来自大陆的作家谌容女士作答，访问用中文进行，节目做好后，加上英文配音，在美国播映。一方面可以让美国观众对「国际写作计划」所邀请来爱荷华城的作家们有进一步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观众看到，只有在文化交流如「国际写作计划」之类的组织里，来自不同，甚至敌对政策的作家们，也有机会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聂华苓：柏杨，我们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开始写小说，我读了你那时候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小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很有批判性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锐，但是你后来改写杂文了，你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呢？
柏杨：小说形式，更需要布局、更需要情节，我觉得它比较迂回一点；而杂文本身像匕首，甚至像炸弹一样，它的效果是直接的。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帮助，所以我改写杂文。
聂华苓：那你现在还写杂文吗？
柏杨：已不写了，因为杂文主要谈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社会的病态，甚至是社会的阴暗面。我并不是因为坐牢而不写杂文，我出狱以后还写了五年之久的杂文。但是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的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聂华苓：你到爱荷华来之前，看过谌容的小说没有？
柏杨：非常抱歉，没有，而且也没听说过，不仅是谌容的，大陆上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都没看过，只有三十年代的作家，因为从小读他们的书，所以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是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朋友家才看到「人到中年」的录影带，一直到了爱荷华城以后，才看到《人到中年》这本书，非常抱歉，我知道的太少了。
聂华苓：谌容，《人到中年》在国内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而且拍成了电影。你能不能讲一讲《人到中年》写的是什么？
谌容：如果讲故事就太长了，只能说这小说写的是中年知识份子，它的主人翁是一个女性中年眼科医生，我为什么要写中年知识份子？这是因为我们时代决定的。在粉碎四人帮，也就是中国文革十年内乱以后，百废待举，都需要建设。在这时候，我认为知识份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年知识份子是骨干，我想在这本小说里，写出他们非常美好的心灵，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同时也写出他们现在实际的生活状况，工作条件，也就是不很令人愉快的状况，譬如工资比较低，住房比较挤，这样的一个现实，我想提起社会的注意，要关心这些知识份子。
聂华苓：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们两位以前都不认识，到爱荷华城才见面，可以说你们是隔着台湾海峡写作的，但你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意识都非常强烈，你们关心的是国家、是民族、是文化、是知识份子的处境。柏杨，你看过谌容的小说以后，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柏杨：有很大的隔膜。我看了谌容的小说，以及其他大陆上作家的小说，使我产生一种感觉；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台湾和大陆本是一体，但假定这种分隔的现象继续下去，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两岸很可能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的背景不一样，表达方法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用词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读了大陆的小说，有时好像读另外一个世界的小说，很难接受，也许读久就好了。
聂华苓：我是觉得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也不同，今天在大陆上的语汇和台湾也不同。
柏杨：是的，语汇也很不一样，我向他们学了几句，好像他们说：「特好」，我们说：「特别好」「真好」。
聂华苓：我们说：「很棒！」
柏杨：还有他们小说里常出现的「同志」，不是没有办法接受，而是感觉到很生疏，很隔膜。
聂华苓：我还搅不清楚他们小说里的党委、书记，因为不懂他们的官职、制度，就弄不清楚这个党委有多大的权力，这个书记有多大的权力。
柏杨：读外国小说，好像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虽说文字不同，但书里的男女主角配角等的社会关系位置，我们都很清楚，大陆的小说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个党委在这个小说的运转中，他的权力有多大，影响有多大，这句话有什么意义，根本不了解，根本是两个世界。
聂华苓：还有，在大陆上用简体字，在台湾用繁体字，柏杨，你看简体字看不看得惯？
柏杨：我个人主张用简体字，我自己也写简体字，可是一下子看全部变成铅字的简体字还有困难，只困难比较小。
聂华苓：我本来写繁体字，我看台湾的小说，也看大陆的小说，又回过大陆几次，两种字都接触，有时候自己两种字都写，成了杂的了。谌容，你看柏杨的小说和文章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谌容：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也许因为我们看得比较多，我来之前在北京就看到了柏杨的书。
聂华苓：你怎么会看到的呢？
谌容：我就是看到啦！我看过你的《中国人史纲》，还有你的杂文和小说，我记得你有一部小说叫《挣扎》，其中一篇写一个人坐牢坐了十年，放出来以后，他的妻子另外结婚了，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柏杨：不过那不是写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坐牢，离我坐牢还很远。（笑）
聂华苓：那你成了预言家了？（笑）
柏杨：也许有预感，我不晓得，但我们那种感情，那种生活的体验和挣扎的感觉，大陆会不会是一样的？
谌容：我看了台湾的小说，有一部份好像是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可以懂。
聂华苓：那么，写现在的小说呢？
谌容：因为在国内都可以看到，所以可以懂，台湾我的许多同行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
聂华苓：现在大陆上有很多港台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