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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定得先看看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怎么变，如果北京对香港真能遵照诺言「一国两制」，而且做得不错，那台湾和他「统一」也无所谓！假如他们弄得不好，把香港弄得一塌糊涂，那你和他们「统一」干什么？
我对中共的印象是：很多事，其实他们是很不愿意做的，香港是国际局势逼得他们不得不要，年限到了，人家把东西送到你家门口，你不能不要，只好收回来。对台湾，我觉得也是如此，台湾没有必要非得去刺激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下手，那大家都不好。
他们那种社会是说翻脸就翻脸的，而且一翻脸便是十亿人一起翻脸！
鱼夫：我也觉得台湾现在没有必要拚命急着喊「独立」，台湾应该加紧喊「民主」，台湾彻底民主之后，台湾就是台湾人民大家的。
吴锦发：我觉得柏老在《中国时报》提的那个观念蛮好，您说，台湾和中国现在双方的条件都还未成熟，就像两个小孩子，他们还没有决定他们婚姻的能力，我们应该先等他们长大，等他们长大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结婚。
柏杨：对嘛，急什么呢，为什么不等下一代去由他们作决定！
鱼夫：这次的大陆之行，我还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我发现共产党在中国大肆破坏中国文化，而国民党是在台湾破坏台湾文化，我看搞到后来，两边一定都会变得没有文化（大笑）！
柏杨：我看真正的文化不是这么容易被消灭掉的，如果一个文化这么容易就被消灭掉的话，那这种文化消灭掉也就算了。
吴锦发：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不被消灭，文化就会留下来。
我比较担心的是台湾的宗教，您看台湾的宗教今天堕落成这个样子，您这趟去大陆，有没有留意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经过文革这种浩劫，他们的宗教还存在吗？
柏杨：宗教信仰还是存在的，因为它遭受摧残的时间不是很长，严格说来大约只有二十多年；潜伏在人们内心中的信仰，在浩劫过了之后，它就慢慢回复过来了。好比说：庙宇的香火逐渐恢复，教堂也开始为人做礼拜。另一方面属于情操的，在大浩劫的时代，没有人敢「诚实」，因为那时候「诚实」可以成为一种「罪行」，所以没有人敢说真话，但是现在，运动过去了，大家恢复以往的样子，逐渐重视起「诚实」的美德。
鱼夫：我和大陆那边的人接触时，还有一个很令我觉得意外的发现，就是他们对台湾的印象，好像没有办法把「国民党」和「台湾人民」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因为在大陆，人们的一切，连修张桌子都和共产党有关，所以他们以为台湾也是如此；我和他们的知识份子谈台湾的事，他们竟然认为：台湾今天那么繁荣，完全是国民党的功劳，所以台湾人民还有人反对国民党，那就是一种「下贱」！
我碰到台联会的人，我就很不客气地问他们：你们到底有没有把「国民党」和「台湾人民」两种概念分清楚啊？他们支支吾吾回答我，他们以前是不太能分得清楚，现在比较能理解这种现象。
吴锦发：大陆五个留学生来台湾访问的时候，也的确给我们这种印象，他们看到台湾所有繁荣的现象，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国民党对台湾的繁荣是有些功劳没有错，最主要是我们有勤奋努力的人民啊，他们看到为劳资问题上街头，竟然脱口说什么「贱化的民主」。
柏杨：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国民党在经济上最起码没做过太错误的决策，到底他是掌舵的，他的确有功劳。但我也要强调，台湾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台湾人民的「汗」、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是台湾人民的「泪」，累积出来。
鱼夫：我也不是认为国民党没有功劳，我的意思是国民党并没有非常显着性的功劳。
柏杨：那只能说是：国民党功劳的大小可以讨论，但有人把所有的功劳归给他，当然不公平！
吴锦发：我们来换个话题吧，最近台湾作家因为大陆出版了他们的书，他们也就去领了大陆的版税，我听说他们那边的版税相当低，是这样子吗？
柏杨：对大陆的钱，我们不能用汇率标准看，因为人民币的购买力太强，你看它钱少，但你要明白，它那儿一块钱可以买的东西，台币八十元在台湾绝对买不到。另外，你还要这样想，好比他们一个月薪水一百元人民币，这一百元对他们来讲，价值就等于现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台币的两万元（因为台湾一般中年人薪水阶级，一个月的薪资大约在两万左右）。
吴锦发：因为那儿物价指数低吧？
柏杨：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才能了解他们的生活，譬如：他们请我们吃一顿饭，花了一百元人民币，你不能换算台币说：只花了八百元，那太便宜了！这样算不对，他一百块是一个月薪水，请吃一顿饭花了一个月薪水（那就等于我们吃一顿饭花了二万元），那当然很贵嘛，怎么可以说便宜呢！
所以，他们如果给你五百元人民币版税，就等于给了你五个月的薪水，这种稿费也算相当高了。
吴锦发：有人说，他们给的稿费您只能在那儿用，不准带回来，有这回事吗？
柏杨：没有，我去那儿，他们把我的稿费算得一清二楚，分别给我美金和人民币，干脆得很。台湾作家在那儿刊登作品，稿费他们弄得清清楚楚，普通稿费一千字是从五元到二十五元人民币左右。
吴锦发：但是，像你的书，在各省都有出版社印行，你的稿费怎么收？
柏杨：所以，你如果到大陆去收版税，要一一收齐的话，累都把你累死了！（众大笑）
鱼夫：我对大陆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儿的人对人的态度都非常凶，非常没有礼貌，办什么事如果有特殊关系就方便得多，譬如：我们想在东来顺订一桌酒席，去到那儿，明明一个人没有，他们却说：「没有位置！」后来我们找到里面认识的经理，马上就有位置了，实在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好似什么事没有关系便办不通。
柏杨：我想那主要是制度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使人失去尊严，没有尊严之后便失去人性，没有人性，社会上就只剩下兽性。
所以，我觉得国营制度如果不改，五百年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便没有人类，统统变成了野兽。譬如你说餐厅里那些人很没有礼貌，其实原先他们也是很文明的，但是那个制度渐渐使他们失去了礼貌，他们一个月就固定领一百元左右，他们看你一顿饭就吃掉二、三百元，心里当然受不了，而且他们忙得半死也只是领那份薪水，餐厅天天客满，他们也不加薪，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对你们有礼貌？
制度影响人性，社会主义实行的日子久了，便形成人民凶暴的性格，一代传一代学下去，一代一代都如此，这个社会就成了野兽的世界。国营制度非改不可！如果不改，不但害了一国人民，也害了全人类！
鱼夫：他们的社会还有一些现象，我很不能适应，譬如：他们普遍看不起知识份子，知识阶层普遍的薪水收入都偏低；我曾经问他们，难道他们不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吗？他们说：「有啊，但是我们的老大不答应！」我问他们谁是「老大」？他们说「工人」，知识份子要求提高待遇，工人就会反对，说：「你们这些臭老九凭什么比我们领更高的薪水？」
吴锦发：这种「反智」的现象，好像很多共产国家都是如此，共产党革命夺权成功以后，常常都先批斗知识份子，譬如：苏共批斗布哈林，毛泽东搞文革，另外东欧的情况也不例外。
柏杨：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现象，就像我在上海看的那出话剧一般，剧中的人全都是中性的，不男不女，那个社会就是叫你不要有差别，不要有思想。面对有独立思想的人民，他们会觉得很危险的。
张香华：基本上，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压抑人性，使人只剩下「党性」，譬如我见到他们那儿的作家，其中一位竟然强调说：「我党性很强。」我一听，觉得非常讶异，如果是在我们这儿，如果我说「我党性很强」，一定会觉得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做为一个作家，一个灵魂的工程师，自己不强调「人性」，却拚命强调自己的「党性」，在我们看来，这真是太奇怪了！
吴锦发：前几天，我在《中国时报》看到柏老写的那篇文章，那位中国老作家向你们说的那番话，真叫人讶异。
柏杨：他们作家希望拿国家薪水，宁可不要稿费，我们觉得很难接受，但是依我的了解，我很明白他们的困难。
大陆的作家协会，等于是「作家管理局」，它是一个「笔军队」，每一个作家在他们都是一个「战士」，他们领薪水，他们的「战场」就是他们的「书桌」，然后，共产党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不叫你写什么，你就不可以写什么，他们有接受命令、俯首帖耳的「义务」！
我到他们那儿，他们有些作家也正在讨论：不要拿国家薪水，要拿稿费就好，但是却有更多的作家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没有薪水生活会有问题，你向他强调「创作的尊严」，他会回答你：「我不要尊严，我要吃饭！」
鱼夫：柏老，我觉得更难过的是，中国这个民族本来是一个很勤劳的民族，今天却……
柏杨：这就是共产党的本领啊，世界上有哪一个党能把十亿人变得这么懒！（大笑）
鱼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