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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学生真挚的爱，这是我们感染学生的情感魅力。有些教师总喜欢在学生面前表现出“高深莫测”、“凛然不可侵犯”的“派头”，从中体验着自己的“尊严”。其实，这不是尊严，只是威严。真正的尊严是敬重而非敬畏。师生在人格上应是绝对平等的，教师不应自视比学生“高人一等”。因此，我们对学生的爱，不应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这种爱的表达既是无微不至，又是不由自主的：上课时，面对学生的问候，我们不是礼节性地点点头而是充满真诚感激之情地深深鞠躬；气温骤降，我们感到寒冷时，也自然急切地提醒学生“多穿一件衣服”；学生生日到了，班主任笑眯眯地送上一张贺卡；节假日，我们邀约学生（或被学生邀约）去远足郊游、去登山探险；在课余，与学生一起评论甚至争论一下北约东扩的影响、中东和平的前景或马拉多纳或郝海东……当我们把爱心自然而然地献给学生时，学生会不只把我们当作老师。这时我们获得的尊严，就不仅仅是教师的尊严，更有朋友的尊严、同志的尊严、兄长的尊严、父亲的尊严。
教师真正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学生对我们的道德肯定、知识折服和感情依恋。当我们故作尊严，甚至以牺牲学生的尊严来换取自已的尊严时，学生根本不会买我们的帐，只会向我们投来冷漠的眼光；当我们“无视”自己的尊严，而努力追求高尚的品德、出色的教育、真诚的感情，并随时注意维护、尊重学生的尊严时，学生会把他们全部的爱心和敬意奉献给我们。这样，我们便把自己尊严的丰碑建在了学生的心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朴素的真理──
教育者的尊严是学生给的！
本来，从某种角度看，我其实是很不适宜与当老师的，因为我性子太急躁，常常忍不住就发火甚至对学生粗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当老师又有着自己的可能是独特的优势，这就是我很爱孩子，或者说我的性格里面本身就有许多“孩子气”。就教育技巧或者说教育艺术而言，我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因而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我有过至今想起来有不少令我脸红的失误。但是，只有一点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有一颗童心！
这颗童心，使我深深地爱着我每一届学生、每一位学生；这颗童心，使我的学生原谅了我对他们有时抑制不住的暴怒；这颗童心，不止一次使我和学生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这颗童心，使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学生的情感世界，也让我的学生常常不知不觉地拨动了我的情弦……
爱心和童心，是我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
⊙ 情洒童心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出于爱孩子的天性，我几乎整天都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学生们喜欢我，他们的家长也很感动。
我首先得到的关怀，是来自学生们的家长。
汪斌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我，见我单身宿舍除了一个书桌、一个书架和一张床，便是一个煤油炉子，他便对我说：“李老师，您可要注意身体啊！要学会照顾自己，尤其是要加强营养。”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给我提来一筐鸡蛋，让我补补身子。可我怎么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呢？我推让了很久，但他硬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
这位家长走后，我老觉得不安，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用煤油炉子煮一个鸡蛋，然后，叫来汪斌，把热鸡蛋塞给他：“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快趁热吃了！”
于是，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我“太爱学生了”，我却不好意思地说：“他是我表弟！”
是的，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相反，那时年青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假得很”……
1983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年春天，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最后，医生不得不决定我住院治疗修养。
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想悄悄离开学校，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可临时代我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于是，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教室里哭成了一片！
放学后，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韩军、李松、张红霞等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最好的医院”。
一批学生走了，又一批学生来了，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
天色已晚，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许艳、毛利、黄慧萍、杨红、耿梅。她们一进屋，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但又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但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过了很久，几位同学抽泣着说：“李老师，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请您原谅！”
我说：“哪儿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别哭了！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呜呜……是我们把您……气病的……呜呜……”
于是，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叫你们别哭，可你们老哭！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
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我便给她们提希望，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便劝她们：“你们该回去了，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着急！”“李老师，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许艳擦擦眼泪说道。另外几个女生也说：“对！李老师，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
“好！”我同意了，“不过等等，我把录音机打开，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唱什么呢？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决定唱“李老师最喜欢听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于是，在我的口琴伴奏下，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
我在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每天都在想念学生；学生们也随时在想念我，来看我的学生络绎不绝，使其他病友羡慕不已。4月1日那天早晨，我偷偷地从医院溜了出来，和冯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峨眉山玩了整整一天！虽然，晚上回病房时被护士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是当老师的，这么不听话！”但那天晚上却是我住院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
于是，我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报答学生对我的厚爱？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级一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李老师，周慧病了！”周慧？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忙问：“什么病？”
“不知道。她肚子疼得厉害”我一看表：已近12点。但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现在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有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这时，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我同意了。
于是，我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但又还没有到动手术的时候，需要住院观察。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呻吟着，几乎走不动路了。怎么办？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但这时，也许是疼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于是，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呻吟已几乎没有了。走了一路，我又继续引用了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