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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我又继续引用了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
走了大约十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当天夜里，我就和朱建英在病房里守候着她。到后半夜，周慧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李老师，您就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后来，周慧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
…… ……
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给我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 ……
其实，历届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永远记住”。
更使我感动的是，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爱屋及乌” ——因为爱我，进而爱我的家人。比如，1987年底，我爱人生了孩子后，当时的高90级一班学生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然后趁我到外出开会的时候，送到我爱人的床前！
而且，学生类似的“秘密行动”已不止一次。这里，让我再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作者潘芳奕从读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我都任她的班主任，这篇文章是1986年她读初二时写的，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
秘密行动
“给，这是鸡蛋、苹果，哦！还有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
前两天，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经我们了解，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病情很重，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李老师一天到晚在医院、学校来回奔波不停，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晚上还要家访……心情怎么会好呢？
对于李老师，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就说最近吧，他妹妹住了院，需要营养，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经济危机”，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上周男同学买足球，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
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于是，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好不好？”“好到是好。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姓名等等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大家一阵叹惜。
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至于他妹妹的姓名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凑合成慰问品，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放学后，李老师刚离开教室，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
这天早上，我还有些担心：大家可别忘了，或者出什么岔，让李老师发现了。到了广场，一看吴涛的提兜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还有一些苹果。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12个鸡蛋来！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的掏出鸡蛋、水果。我十分感动：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的爱啊！
运动会开始不久，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看他妹妹。我们当机立断：一定要抢在李老师前面到达医院！程桦、杨毅自告奋勇当了“先遣队”。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要由杨毅陪着上医院”向李老师请了个早退假，便提前离开了班上。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
中午李老师一宣布“解散”，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我和吴涛，还有谈俊彦、李毅、韩广州、喻建忠、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向医院跑去。
进了医院，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杨毅把我们带领着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十分感动。
“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怎么感谢你们呢？”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我哥哥知道不？”我们忙说：“不知道，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塞进抽屉里、脸盆里、碗里、杯子里……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他病房病人，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们顾不上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向阿姨说了声“再见，好好养病”，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一溜烟出了病房。
刚下楼，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不好！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快隐蔽！”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了旁边一个小房子的后面，大家都蹲着，尽可能低地埋着头。我们屏住呼吸，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紧张地跳着，同时又是那样兴奋，一下子觉得自己真像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情报员。李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又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呀，他竟没有发现我们！
等他的背影越来越远了，我们一下站了起来舒了一口气，大家雀跃着，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医院，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时我的心，像长翅膀一样，飞向了那蓝蓝的天空……
我觉得我的运气好，每教一批学生，他们都对我特别好。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但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
在80年代，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近的如峨眉山，远的如重庆歌乐山、云南石林、贵州黄果树瀑布……
如此和学生“泡”在一起，耗费精力不说，的确还很花钱。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我嘴上说：“不过就是一起玩玩嘛！我喜欢。”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接手高95级一班时，我刚到成都不久，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我实际上又成了“单身汉”。于是，每到周末，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作客：有时是包饺子吃，有时是自己煮火锅吃，少数时候也正儿八经地做饭吃……吃完后我和学生聊天、唱歌、打扑克，闹得天翻地覆！有老师知道后对我说：“你把每个学生都请到家里吃饭，得花多少钱啊！”我只淡淡一笑，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据说在电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已很少有班主任家访了——除非某个学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我每带一个班，不管是优生，还是”差生”，或是一般人说的中等生，我都坚持按学号轮流家访：我质朴而真诚地希望通过家访把我对每一位学生的爱送到他的家里。不止一次，我的学生家长感动地对我说：“我的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您是第一个来家访的老师！”我一方面对家长说：“这是我的工作嘛！”一方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我教高二时，学校缺老师，校长托年级组长给我带话，希望我能多上两个班。我二话没说，在继续当班主任的同时，硬是承担了全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而且坚持了整整一年！到了1995年，学校又安排我担任两个班（共131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我仍然二话没说，咬着牙把“工作”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此惊人的超负荷工作量，我却并没拿相应的报酬。不少同事在戏称我是严重的“工作中毒者”的同事，也为我鸣不平；但我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比起学生给我的，我的付出算得了什么？只要是为学生“当长工”，我真的心甘情愿。我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从当第一个班的班主任起，十几年来，我每送走一个毕业班，都要在他们毕业前夕，为他们编一本反映班级三年难忘生活的“班级史册”。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复习、写评语、模拟考试、天毕业生档案表……该有多少烦琐的事啊！可是，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硬是近乎玩命地为学生编着他们的“班级风采录”，不，为他们铸造青春纪念碑！看稿，改稿，设计栏目，跑印刷厂，校对……在那挥汗如雨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4个小时！于是，《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少年》、《童心》……就这样诞生了。在历届学生及其家长对我感激敬佩的同时，也使一些好心的人难以理解：这些“书”既不能作为申请职称的专著，也无助于学生高考“抓分”，何苦这样“疯狂”？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 ……
1993年6月“父亲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搞了一个代儿女们为父亲寄贺卡的活动。我的女儿只有5岁，显然还不会为我寄贺卡。但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黄金时代》转寄来的贺卡——
亲爱的老师、朋友和父亲：
我们永远爱戴您、尊敬您，感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