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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瑜
权力制衡篇
选谁都差不多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麻塞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每年的 11月 7号是美国的选举日。今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付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消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要消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一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 5。3％减到 5％，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 0。3％，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 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赫利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 0。3％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
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早在 1957年，政治学家 Anthony Downs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
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这不正是三个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人民之的利益”吗？好比如果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一个党请我吃拉面，一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不多”了――反正没人逼我吃三明治。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
既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迟到刀削面，那我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的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贬义词等等这些个“重大”问题的辩论了，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哪怕只增百分之一的税以前只听说过商店因为财务困难歇业关门，在美国，竟然见识了政府因为财政问题而暂时歇业关门。
7月 1号，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赞（ Jon Corzine）签署了一个 17号行政令，下令新泽西州州政府所有“非基本的”办公机构都暂时关门。这些“非基本的”部门包括：机动车辆管理处、公园、彩票部门、教育局、部分司法机构，等等等等。虽然“基本的”政府部门，比如警察，消防队、监狱等等，还保持运转状态，但这个小小的行政令，也让 4万 5千人临时下了岗――占新泽西公务人员的一半以上。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便是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那些个举世闻名的大赌场，也跟着被迫歇业――虽然它们不是政府运营的，但是它们必须在政府人员的监控下运营，而那些监控人员歇了业，这些赌场业只好跟着关了门。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州长权力这么大？大笔一挥，就可以让几万人暂时下岗？当然不是这样。
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一切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国家，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根据新泽西州的州法，在每年新的预算在州议会批准通过之前，政府不应当有新的花销。今年的州预算批准截止日期是 7月 1号，新泽西州议会没能在 7月 1号之前通过新的年度预算。于是州长科赞依法下令冻结那些“非基本政府部门”的运行。
那么，州议会为什么没能通过州政府的预算提案呢？原因是，新泽西州政府面临 45亿美元的赤字，为了填补这个赤字。州长科赞提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做法。其中最重大的建议，就是要求将新泽西州的消费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七，期望以此每年获得 11亿美元的进帐，而这个提议遭到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的反对。一方坚决反对提高这百分之一的消费税，一方坚持这是填补赤字最有效的方法。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错过了预算批准的截止日期。州长这才一怒之下签署了 17号令，虽然是“依法”办事，但同时也是以冻结政府的方式来要挟州议会。
当然，无论是州长，还是州议会，都得罪不起选民。固然，增加税收会得罪选民，然而，一部分公共服务长期被关闭，以及大量公共雇员的“临时下岗”，同样会惹恼选民。于是，从 7月 1日科赞签署 17号令起，州政府和州议会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谈判，连美国国庆日的假日都不休息了。州长本人据说也“睡在了办公室”。 7月 6号，州议会里的民主党内部就达成了妥协，表示愿意接受消费税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七（意味着每个家庭平均一年多开支 275美元左右），但是作为条件，由增税所得收入，其中有一半必须用于缓解由于高不动产税对老年人口造成的压力（新泽西的不动产税全美最高）。换句话说，这边拔了羊毛，那边至少得部分地补回羊身上。
7月 8号，这一提案在新泽西州议会的上下两院通过。很快，州长科赞签署了 19号行政令，下令解除 17号令。从 8号开始，各个“非基本的政府部门”重新开张，到 7月 10号，基本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恢复正常工作。新泽西这场“预算战役”这才算平息下来。
对于我们这些外部的观察者来说，重要的当然不是新泽西州这么一个遥远地方的“预算平衡”。
毕竟，我不去新泽西购物，它消费税就是涨到百分之 70％，我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这场预算战役的政治过程。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一个关口。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 275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相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