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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参演，获两项奥斯卡提名，戈尔本人也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该电影将全球变暖从一个“隐隐约约”的问题，变成美国的一个“客厅话题”。电影放映之后，戈尔又发起了“气候工程”项目，训练了 1000 个志愿者在全国巡回讲演，提高社会的气候意识，这些讲演者（包括卡麦隆·迪亚兹这样的电影明星）保证一年要做 10 个这样的演讲。
虽然《真相》一片出尽风头，无数草根组织却一直在为此默默行动：美国 30 多个青年组织发起了一个“校园气候挑战”的活动，目标就是首先在他们的校园里争取“清洁能源”；一群科学家开创了一个“气候变化博客”，专门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老牌环保组织“扞卫环境”最近将“全球变暖”作为其核心活动内容；86个基督教领袖发起了“基督教气候动议”，要求国会管制二氧化碳排放；一个民间组织正在筹划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候示威”，预期在今年 4月举行；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仅《时代》杂志，2000 年以来就有四期封面故事是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甚至连那些排污主体，一些大公司，也在没有政府“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加入相关行动比如，包括 GE、BP 美国分公司在内的十个知名企业发起了一个名叫“行动呼吁”的活动，主动给自己的企业排污设限，与此同时，沃马特商场开始安装风力发电机，汇丰银行开始往“绿色投资”方面倾斜等等。
正是因为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行动，民意开始觉醒，06 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87％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或者规定二氧化碳减排，58％的民众认为政府做的太少了。民意至此，政府已经无力违拗。虽然联邦政府仍然拒绝用法律的手段限排二氧化碳，但它已经开始通过科研投资、政策倾斜来引导控制排污，同时，鉴于美国联邦体制里的“上下分权”，美国已经有 358 个市长签订“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定”，“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城市适用《京都议定书》。
可以看出，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独具慧眼”，而是因为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科学界、基层政府、企业、教会等等草根社会风起云涌的行动。一句话，因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是排污大国，对全球变暖“贡献”
越来越大，我却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大学生组织自己的“校园气候挑战”、会有知名企业联合行动主动限排二氧化碳、会有无数媒体争相报道全球变暖主题，从而将这个社会问题变成我国的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东岸西岸。
他人瓦上霜如果有 40 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正义感，肯定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羞愧。
但是如果这 40 万人是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2003 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 40 万人的丧生，其中无数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世界上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达富尔危机定性为“屠杀”和“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有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 40 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 40 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可悲的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奔走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莫过于“拯救达富尔联盟”。它 2004 年 6 月成立，由 160 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于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 年 1 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 100 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 100 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6月底该活动结束，第 100 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 2006 年 4 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示威，要求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这次示威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但最重要的是，10 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并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了“询问候选人”活动，“逼迫”2008 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2005 年 11 月，他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
的通过；2006 年 4 月 28 日，850 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和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学生们还成功推动了 30 所大学和 8 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像“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等等组织，都纷纷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白宫群英”、“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图书纷纷出台。
去年 12 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强化了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的干预态度。从去年 8 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对民间压力的呼应。
当然，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美国社会这种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 万人为了远方的痛苦聚集到白宫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经济水平、长期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 年卢旺达有 50100 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当初的沉默不能释怀，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的危机反应激烈，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有效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 10 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方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最天然的同情心，他们是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哗众取宠主义如果我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我一定会端出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杰瑞·斯布林格。管它叫“谈话节目”，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节目的标题，你就知道它大概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睡了”， 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一般来说，这节目的典型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 A，把被她欺骗的人 B 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 往往勃然大怒。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 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 和 C 于是扭作一团。这时候保安 D，跑出来拉架。观众在台下起哄，大喊：“杰瑞！杰瑞！杰瑞！”或者骂ABC，“婊子！婊子！婊子！”“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 E 开打。
你看，最后，B 打 A，C 打 B，D 打 BC，ABC 再打 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像吸了毒一样 high 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前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电视节目。